笔者赞同反对说，但指出以下几点：
其一，水工程用益权归水工程所有权人以外的主体享有，因为若是所有权人自己使用 水工程并获得利益，其水工程所有权就是充分的权源根据，不需要在水工程所有权之外 再取得一个什么水工程用益权。反对说在其对水工程用益权的界定中未明定主体，应予 补充；在区分二权的第三点理由中以水工程所有权同水权加以对比，需要修正。
其二，水权与水工程用益权含有某些相同的内容，对此，不可否认。例如，水权有蓄 水、排水、流放竹木乃至航运等类型，水工程用益权亦有蓄水、排水、流放竹木乃至航 运等权能。这些相同之处，是表明水权与水工程用益权有重合的类型，在重合部分水工 程用益权同时就是水权，还是相反?答案是后者。一是因为，在水权背景下，蓄水、排 水、流放竹木、航运等系各自独立的水权类型，而非一种水权的权能；在水工程用益权 的情况下，蓄水、排水、流放竹木、航运等均为水工程用益权的权能。权能与独立的权 利类型不可同日而语。二是因为，在无水权观念的时代，水工程用益权就含有蓄水等权 能；在水权制度下，蓄水、排水、流放竹木、航运诸水权的运行，以国有的河流、湖海 、水库、水渠为媒介时，不涉及水工程及其用益权问题，水权人无须再取得水工程用益 权；以非国有的水库、水渠为媒介时，则必须从这些水工程所有权人处取得水工程用益 权，于此场合，水权与水工程用益权并存，不是一个替代另一个，亦非一个包含另一个 。所以，水权与水工程用益权系各自独立的权利。在这个问题上，日本的多功能堤坝法 采纳的堤坝用益权理论值得借鉴。该法规定，市政供水、工业供水、水力发电的水资源 用户可以分担建设成本而申请相应的水权。堤坝用益权人有权利用水库的一定贮存容量 。[8](P136)堤坝用益权人并不因其拥有堤坝用益权而当然地取得水权，只是享有取得 水权的优先权。在他申请水权时，水管部门优先考虑授予他水权。三是因为，水权已经 被法律所承认，为一种物权；而水工程用益权尚未被法律作为一种独立的物权加以规定 ，按物权法定主义的要求，它算不上物权。可见，二权的法律性质差异巨大。
其三，水权包含渔业权的观点需要再思考，理由如下：1、家庭用水权、市政用水权、 灌溉用水权、工业用水权、水力用水权等绝大部分水权，只关注水质、水量、水期，即 水自身；而养殖权、捕捞权既关注水自身，又重视特定水域的水生动物、水生植物。就 是说，渔业因素在渔业权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决定了渔业权的内容或曰效力较其他种类 的水权丰富得多。例如，在养殖权场合，所养的水生动物、植物归养殖权人所有，在他 人盗捕时，他可以基于其水生动物所有权请求盗捕人停止侵害、返还原物、恢复原状， 若有损失时，还可以基于侵权行为法主张损害赔偿。典型的水权场合不存在这种现象。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以下简称为
《渔业法》)系独立于
《水法》的法律，规 定了养殖权(第
11条等)、捕捞权(第
23条等)，就使用水并获得利益而言，
《渔业法》专 就使用水来养殖、捕捞等加以规定，
《水法》系就各种使用水的情况加以规范，表明《
渔业法》为特别法，
《水法》属于普通法，在养殖权、捕捞权问题上，
《渔业法》应优 先适用。3、就权利取得而言，取水许可由水利行政管理部门授予用水人，养殖许可与 捕捞许可则由渔业行政管理部门授权。4、养殖权具有排他性。作用于特定水域的数个 捕捞权，相互之间无排他性，但对于作用于其他特定水域的捕捞权则有排他性。美国联 邦最高法院认为，水权没有排他性。[9](P499、510)这一断语在基于先占用原则取得的 水权场合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基于河岸权原则取得的水权场合不够精确，因为这种水权 暗含着排他性。[5](P52)众所周知，是否具有排他性，系区分权利类型的重要标准。据 此，把渔业权同典型水权加以区分，是必要的。5、在大陆法系，渔业权系独立于水权 的准物权，而非属于水权的亚类型。我国民法在风格上属于大陆法系，因此，把渔业权 作为独立于水权的准物权的理由更充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