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目前急于出台
公务员法可能会使人事制度的改革支付巨大成本。根据统计，我国目前共有公务员约500万人。在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寻求到科学定位与平衡之前，通俗说政府应有多大、社会应有多广在没有从理论到实践有一个成熟的解决定案前，匆忙出台公务法既可能阻碍人事管理腾挪的空间，又可能使我们在整合庞大的公务员队伍时，负出超量的经济成本。因为法律规定的公务员的物质保障和身份保障，政府不予兑现，会使执政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大打折扣。
其五、不能过高估计人的理性能力，因而也不能对立法的“创世”能力有太过浪漫的预期，立法要尊重本土性资源。在《
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阶段，中国公务员是以品位分类为基础的，即以人为中心，特点是能上不能下。本次
公务员法草案改为以职位分类为基础，其特点是以事为中心，因事设职，强调的是职位的权责而非担任职位的公务员本人，待遇跟着职位走。在以职位分类为主的公务员序列中，一个人在担任领导职务时享受与该职位对应的待遇，一旦离开这个职位，则变成一个普通的公务员。在中国的吏官文化中，人们一直是把官职本身与一定地位荣光和物质利益享受相关联的。马克思也说人的一切活动都是以利益为中心的。尽管我们有理由要求每个官员有崇高的共产主义觉悟，但我们也不能忽视他们具体的利益要求。如果对公务员的管理完全忽略“论资排辈”，不讲品位分类，那么就很难避免另类“五十九岁现象”。还有，制度如果不是“咸与维新”，单个制度的创新则只能产生细节之变的力量。所以有人以为
公务员法草案关于引咎辞职的制度安排，会完全裁汰冗员，改变国家机关人浮于事、敷衍塞责的现象，那也未免太过乐观。引咎辞职通常只适用于人大或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政务类公务员。而对此类公务员的失职、渎职问题，我们现行的制度安排中已经有人大的弹劾、罢免制度，有行政监察制度、有公民的控诉制度，但由于种种原因其运行实效不尽人意，因此引咎辞职制度到底能起多大作用，值得我们拭目以待。何况该项制度的实行，还需要诸多制度的配套才能发挥作用：如关于“咎”的评估调查制度，关于不当归咎的救济制度，以及依法处理的程序制度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