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可乐观的预期——— 我看《国家公务员法草案》
秦前红
【全文】
二00五年我国立法的一项重大议题是关于《国家
公务员法》出台问题，虽然其草案的起草已历经四年且数易其稿，但其是否能够如期降生，我心理未免会打个问号。
尽管草案的内容并没有向全社会公布，参与起草的人不知是保密的需要还是维持消息霸权，面对媒体也只是半吞半吐，吊足了国人的胃口。但我们还是可从媒体报道的只言片语中，找寻到一些关于该法的蛛丝马迹。由是观之，所谓中国立法的民主化，在许多情况下却是口惠而实不至。
中国现行的人事干部制度已行之久远，自建国以来就一直沿袭民主革命时期建立的干部制度，其中还部分仿鉴了前苏联的干部管理体制。在特定的历史时代它曾经历史性的发挥过作用，但当世事变迁尤其是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后，它的不合时宜已是显而易见的了。在当下中国这个政治、经济、文化强烈转型，可以说经历“近百年未有之变革”的时代，一部
公务员法要承载舆论所要求的那么多宏大使命，是否令其有不能承受之重。
该法摈弃过去对不同的职务类别分类管理、分别立法的传统，企图把现行我国接受国家财政供给的机关人员融于一炉，全部纳入该法的归制之中。它将公务员划分为四类：行政执法类、司法类、专业技术类和综合管理类。行政执法类主要包括工商、税收、技术监督、公安等系统，司法类指的是法院、检察院系统的工作人员，专业类是指在机关中技术性很强的工作人员，综合管理类指的是以上几类之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并且这部法律对公务员的界定不仅包括国家行政机关的干部，党委系统、民主党派系统、立法系统、司法系统等国家机关的各种人员将全部包括在内。这种做法到底是达到了统一管理、分类清晰的目的，还是将问题弄得混乱不堪，一地鸡毛？
其一，立法技术层面的巨大难题。一部完善的法律通常包括原则、规则、权利（权力）、义务（责任）等部分。原则是要统摄整部法律的始终的，而要达致这一目的，就必须要有调整范围的特定性和调整对象的相对一致性，必须要有对调整对象的科学分类。而根据以上的背景材料介绍，
公务员法草案事实上是把不能兼容的人事类别进行了强行捆绑，这会造成该部法律一旦出台，就因其具有实施上的不可操作性，而只成为一部仅具装饰一样的纸法。将国家管理人员分为立法、司法、行政三部分，并不是某位先人的一时冲动，它实际上是人类在问题意识关照下，解决问题的规律性总结。美国制宪之父麦迪逊就说过：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开，是保护公民权利的基本要求；让三者相互独立，则是保证它们分开的基本要求。为什么不对法官采取反复选举的做法呢？因为，这会引诱法官到议会去耕耘人际关系，用不适当的手法讨好议员，结果，弄得议会既是法律的制定者，又是法律的解释者。同样的道理，行政官如果依赖议会，就会把议会弄成既是法律的制定者，又是法律的执行者。他还说行政与司法的主要差别有两个方面：一、维护集体利益和安全的权力，属于行政的比属于司法的多；二、行使行政权，比行使司法权留给个人思考和意志的余地更大。如果第二点证明：在行政过程中建立一套精确的规则，比在司法过程中更难，从而构成反对行政终身制的理由；那么，这两方面就证明，行政权与立法权联合，比司法权与立法权联合，更加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