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众所周知，１９９０年代的中国存在着企业和散户通过批条向政府“圈地”、政府通过股票向企业和散户“圈钱”的大规模符号互动 14，其结果，土地和企业都基本上不再足以成为货币价值的担保物，至少使金融与生产之间的对应关系变得非常相对化，在有些地方甚至紊乱不堪。纸钞以及作为准纸钞的证券票据实际上处于自我担保的循环论证状态，许多价值实际上产生于价值符号与价值符号的乱伦关系，金融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无非是“寅吃卯粮”――不断把未来编织到现在之中，或者“拆西墙补东墙”――不断把他国价值吸收到本国之中。因此，维护人民对未来的信心（期盼的结构）以及维护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赢利的机会）就具有非常关键性意义。在这里，作为担保物而存在的其实并不是、至少主要不是土地资源以及企业的资产价值和社会信用，而是国家政权的强制力以及来自跨国公司和外国厂商的源源不断的投资以及创汇收入。
由此可见，为了避免场地出租式经济的发展之链脱节，为了维持不断操作价值符号的“空对空”货币游戏的连续性，坚持社会稳定和大力吸引外资都是不可缺少的。然而，这里存在深刻的悖论。吸引外资的开放状态会给中国带来两大难题：第一、全球化市场使得国民经济变得更难以驾驭了，仅靠利率、税率、汇率、货币发行量以及财政投资融资措施并不足以控制景气的变动；与此同时，全球化市场还不断瓦解由主权维持的社会价值体系以及基于互信和共识的人际关系，加深局势的不安定程度――不妨称之为“无根的资本主义”难题。第二、由于洗钱、境外消费等需要，原始积累的资本很容易外逃，使国有财产面临“公产私分”和“肥水出国”这样两次流失――不妨称之为“缺德的资本主义”难题。对于避免社会动荡和携资移民的倾向而言，某种形式的封闭性有时是必要的，而内需规模以及地区之间的差距和比较优势也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可行性；但这样做的结果既会妨碍外资入境和商品出口，也会阻挡洗钱后的资本回流，进而导致国民财富的永久性大幅度缩水，最终还有可能引起货币自我担保的不断循环机制的崩盘。我们正面临这样的两难困境。
以上述情形为前提，中国有关当局正在力争尽快建立和健全一整套合理的金融制度 15，以防止或者缓和全球化市场对国民经济的各种冲击，尤其是货币价值变动的破坏性效果。与此同时，采取发展当地制造业、提高国内公司的技术含量和实体资产价值、形成大规模的民族产业资本市场等方式方法为金融机制提供实在的、充分的担保物――这类振兴实业的努力正逐步见效，有些方面还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上述巩固和发展实体经济以及健全金融制度的作业完成之前，中国政府很难轻言平反（但也不会如老僧坐定、一成不变），除非对良性互动软着陆抱有足够的自信。即使在政治改革方面采取较大胆的举措，也还是必然以稳定的局面不遭到破坏为至上的前提条件。一般而言，现阶段的中国政府必将不惜一切代价、不辞一切机会来竭力维持现有的稳定局面，继续把国家的强制性权力作为市场经济稳定的担保物，作为外资和内资的定心丸。
但问题是过分依赖强制手段能否始终维持升平之世？政府本身能否具有或维持充分的公信力？把这样的问题纳入视野就可以发现，所谓不轻言平反的稳定路线，在两种情形下是有可能出现例外的。即：上层的保守集团过于肆无忌惮地压抑新生力量，使渐进式的温和政治改革的举措以及争取基层群众支持的各种政策都没有用武之地，因而激化了各种矛盾，造成权力系统的失灵；或者在稳定现状之余放任了腐败蔓延，结果，不受制约的权力和资本的扩张使得基层社会的混乱和不满终于突破均衡状态的临界点，导致社会结构的瓦解。总之，也就是稳定的自我否定。当稳定本身成为不稳定的原因时，稳定也就不再是投鼠忌器的那个“器”了，而新的稳定只有在变易中才能产生。
五 治罪，免罪，还是赎罪？――在法律和伦理以及人情之间的公共选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