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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对社会信用和担保物的理论反思
仅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如何说明这十五年的现象并赋予正当性，也面临着理论上的困境。按照亚当?斯密（Adam Smith）、洛克（John Locke）以及马克思（Karl Marx）的观点，财富的源泉是土地和劳动，商品价值产生于需求（有用性）及其与供应之间的关系（稀少性）。中国决定资源布局和福利供应的基本原则一直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但是，资本主义体制无法回避的非劳动性收入（在马克思看来这是剩余价值的剥削）的定义问题、重商主义学说无法回避的货币经济赌城化问题，再加上放弃金本位制之后的金融资本主义体系以及市场全球化对国民经济的深刻影响问题，等等，都在１９９０年代一古脑儿地抛到我们面前了。
史实表明，约翰?罗在巴黎筹建票券银行和密西西比公司时，就已经意识到需要对纸钞的价值进行担保，其手段包括土地以及企业的资产价值和社会信用。这意味着货币经济不能与生产活动相分离的观念。然而，这样的制度设计仍然面临一个最大问题，即如何防止在市场交换中引起土地和企业资产价值的泡沫化。约翰?罗的失败就在于把货币从贵金属剥离出来改为纸钞之际未能找到使货币经济稳定的适当的内在装置。与此同时，在他的祖国英格兰，在大科学家牛顿（Issac Newton）的直接参与之下则进行了另一项实验――通过黄金与白银两大贵金属的兑换率调整可以导致黄金的流入和累积，并以黄金储量为稳定货币价值创造条件。其结果导致了后来名闻遐迩的金本位制。这意味着货币经济的稳定性除了与生产活动相联系之外，还需要某种内在的稳定装置或者平衡机制，英格兰银行的成功在于纸钞和票据的发行始终以黄金储量为依据，在硬币与“软币”之间保持适当的对应关系 8。
与此形成有趣的对照，中国的纸钞起源于唐朝中晚期流行的“合劵乃取之”的信用票据――“飞钱”，后来又出现了“变钱”、“交子”、“会子”等不同的形态，而当时担保票据和纸钞价值的主要是处于货币经济外部的国家政权（官营机构）或者拥有大量财富的商人（富户联保）9。因此，在中国，货币经济自始就没有内在的制约因素，也没有与民间生产活动紧密而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而更接近桑巴特（Werner Sombart）在不是从“禁欲”、而是从“解放”的角度诠释资本主义起源时所强调的那种“犹太式资本主义”形态，或者说更接近重商主义（mercantilism）理论的境界（虽然在官方意识形态上，中国标榜的是“重农抑商”，但实际上一直推行“工商属官”的路线）10。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固有的货币经济始终未能在市场条件下从普遍性的经济制度着手解决如何使价值稳定化的问题，其具体表现是传统的币制纷繁错乱、贱金属硬币与“钱荒”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着奇妙的三元并立和相乘效果、即使纸钞票据不断贬值也还是不倾向于以金银来解决兑换矛盾和稳定货币价值、常常出现外贸收入越多货币经济却越困窘不安的怪事，等等 11。
这种特征也许与中国商人资本的超国家性以及在华夷秩序框架内的“天下”经济观有因果关系，也许受到货币经济的本质是魔术或游戏（例如“抬会”、“摇会”等传统的民间融资形式）的金融观的影响，也许取决于对货币价值（来自商品与商品之间交换的人际关系）的关系主义思维方式。从当今台湾人炒股、香港人炒币、温州人炒房、上海人炒期货的热情和才具，我们可以依稀看到中国货币经济与生俱来的循环性、赌博性、自组织性以及结构柔性等特征。这样的市场条件可以与全球化金融资本主义一拍即合，但也很容易陷入动荡。而在上述状况设定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场合，能够稳定货币价值的不是内在的稳定化装置，而只有外在的国家权力，在１９４９年制止银元投机是如此 12，在１９９７年回避亚洲金融危机时基本上也是如此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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