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曾经联名发出“关于
在全国乡镇政权机关全面推行政务公开制度的通知”，旨在扩大基层民主，监督行政权力。
宪法、法律和各种行政法规、地方性规范和规章，也为此规定了相应的、尽管远远算不上规范的程序。但是，在中国的广大基层，“印把子”、钞票、人事安排以及象征性符号体系仍然处于高度一元化的状态，基层政府的干部，特别是作为“一把手”的党委书记，实际上拥有绝对的权力。而普通老百姓以及人民代表，则大都被排除在对政府财政预算以及收支情况进行审议和监督的程序之外。似乎不是公民以纳税的方式出钱雇公仆、购买行政机关的公共服务，倒好像是各级干部们在以权生钱、点石成金来养活农民，施恩乡里。由黄金镇党委书记亲自设计的“天安门”，正是这种权力机关意识紊乱和错位的绝佳体现。
造成此种现象的一个重要根源，与缺乏公正程序密切相关。其中最重要的程序错位，就是权力渊源的程序被扭曲了。根据我国《
宪法》和《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地方人民政府由同级人大选举并向本级人大负责。但是，在实践中，人大权力远未实质化，地方政府只对上级党政机关负责，并可能只凭对上级效忠或贿买的绩效而得到上级的提拔和庇护。这就必然导致权利主体被漠视。纳税人尽管支付了费用，却无权约束自己的公仆，甚至对税金用途也缺乏监督和过问的权力；而法律规定的由人民公开审议和民主监督的程序，也被误解或歪曲为获取上级机关审批、同意和奖赏的程序。
从更深层次看，权利主体的缺席和公正程序的错位，势必导致权力合法性的流失。那七组占地为王的怀古建筑，那111级鸡犬升天的青石台阶，观礼台上的花坛以及每个办公室附带的休息间和厕所，都折射着公器滥用和私用的肮脏、丑恶以及滑稽。
在这样的背景下，从小天安门上“垂范”下来的每一道“圣旨”，恐怕都难免引起衣衫褴褛的农民们的非议或者哄笑吧？如果一个改革中的社会，缺乏以合法性进行社会整合的力量，国家权力结构的合理化改造将十分困难，而自以为是、颐指气使的“土皇帝”的出现并不是罕事，那正是最让人忧虑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