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头举了一个我不大高兴的判例，但是后来我发现好的判例越来越多，常常有许多朋友说，我们现在法院的情况怎么可能变好，就是对法院特别的失望。但我说你要看到这些个判例的话，我们能够看到我们法院系统也有一些非常有追求的法官，可以说绝大多数的法官，他们在追求着能够用更加合理的方式来推动这个社会向前发展。那么，你们可以发现，现在的判例里面，我只是举了三个比较好的判例，但是还有不大好的判例，同样是北京地区所作的判决，陈永贵同志他的遗孀诉吴思案，吴思大家都知道，写潜规则的那个著名人物。吴思写了另外一本书叫《陈永贵：毛泽东的农民》，大家也许根本不知道这个人的名字，但是我们这一代人，那可不得了，大寨，你们都知道啊，文革期间炙手可热的人物，全国的劳动模范后来升为国务院副总理，农民当副总理，我觉得很尴尬。当然他也有很开心的地方。每天喝一瓶茅台酒，这么好的酒一天一瓶。这个是官方给他配的消费。他感到最不舒服的就是每天要接见外国人，人家西装革履地被接见，他还要穿着一身农民的衣服，还围了一个羊肚毛巾在头上接见外国人，外国人和他握手的时候那表情都是诧异得不得了，仿佛是跟外星人在握手，而陈永贵也不知道跟人家说什么，他根本不了解西方的、外国的这些情况，但是他官至国务院副总理。永贵儿大叔（笑声）后来就去世了。吴思这本书也出来了，我一直觉得死人是否应当享有跟活人一样的名誉权、肖像权，这是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们都知道西方国家的法律制度对死去的人的保护，一向就没多少保护，人已经死了嘛。大家知道名誉权、肖像权这些东西属于人格权的一部分，人格权一定是和一个活着的自然人相关联的。你在报纸上写一篇文章骂我，我感到很痛苦，不堪忍受，活着还不如死了。但我要真死了的话，你再怎么骂，我不会痛苦，因为我已经死了。但是这些东西在中国，法律规则阐释的不清楚，所以导致司法实践中很大的混乱，比方说，在台湾也曾经有过这样的事，台湾有一个刊物发表了一篇文章，说著名的作家韩愈是死于花柳病，性生活不检点。接着，法院就受理了一个起诉，一个姓韩的先生做原告，（笑声）说是侵犯了我得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名誉权，（笑声）这就是著名的“诽韩案”，结果法院还判决侵权成立。（笑声）当然我们这个国家在文化方面，这一点我觉得我的观点并不极端，我觉得中国的文化和西方的文化有差别，西方的文化由于基督教的改造，他的家族主义已经变得不是那么严重了，家族主义早在古罗马后期随着基督教的传播，随着日耳曼人和罗马人之间的民族的融合，最后就使得家族主义这个东西给打破了，所以他们接受了基督教，对他们来说，最应该敬重的就是上帝，上帝是唯一应该崇拜的对象，别的你不可以崇拜，基督教传播到中国来遇到的最大障碍就是这样一条。中国人你信了基督教，然后崇拜上帝，但是旁边还有着祖宗的牌位，他也崇拜祖宗，到底能不能崇拜祖宗，这在明朝的时候发生过所谓的礼仪之争。罗马教廷坚决禁止中国的基督徒一边崇拜上帝，一边崇拜祖宗。这家伙，这还了得，崇拜其他的偶像，这是基督教所不容许的。在中国的传教士觉得，啊呀，也不防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基督教嘛，（笑声、掌声）然后就要打折扣，这点是非常麻烦的，因为基督教也好，佛教也好，传到中国来的时候，都遇到这样的障碍。咱们中国人说这样的宗教叫无父无君。没有父亲，没有君主。这样的东西算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所以受到强有力的抵制，我们不喜欢这个东西，我们搞祖宗崇拜，家里边有祖宗牌位，这是中国人家庭的一种常态，所以中国和西方不一样，一个中国小伙子和一个美国小伙子吵架，我们骂人都是往上骂的。（笑声）中国小伙子奇迹了，说：“我跟你妈如何如何。”然后，那美国小伙子愣了半天说，那是你和我妈之间的关系。所以西方人和中国不一样，它这个法律制度从根本上来说死人的名誉权啊什么的都没了，但是我们国家在我看来，如果一点都不保护的话，也不大符合这个民族的某种文化，也许应该保护，但是保护到什么程度，这是一个问题。当然这个案件更重要的是，吴思在《陈永贵：毛泽东的农民》这本书里，没有做别的事，他只是把陈永贵历史上的一个事情给揭露出来了，陈永贵在历史上，曾经在年轻的时候，参加过日伪的组织。这个东西是中央有文件的，但中央文件是内部发行的，然后老干部的回忆录，有些老干部的回忆录回忆起自己年轻时曾经参与过陈永贵这个事件的调查，也作了证实，吴思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的写作引用这个东西没有问题，但是老干部的回忆录也没有多少人读过，影响不大。但是吴思一枝生花妙笔一写，知道的人就太多了，并在《北京青年报》上连载，陈永贵的家属就感到非常的愤怒，他的太太和他的儿子向北京的法院起诉，最后北京法院判决吴思侵权成立。大家知道要赔偿多少多少万块钱。有一次，我们还在一块儿开座谈会，关于这个案件。吴思还着急，这可怎么好，要我赔偿肆万块钱。我到哪儿去找这肆万块钱。我说你别哭穷了，赶快给人家钱。（笑声）你们看到了深一脚、浅一脚这样的状态，我们要仔细分析一下子，从一个浅层次上来说，为什么对于媒体，对于公众人物的批评，在中国的现在的司法保护过程中显得非常的不平衡。
到底原因在哪儿？我们都知道，首先一个原因是我们相关的立法和法律解释方面太过粗陋，以至于没有办法为法官的决策，为法官判决案件提供一个比较确切的预期。法官在判决这样的案件的时候，我们在立法层面上没有解决这样的问题，刚才说的公众人物问题，说的公众评论的问题，说的所谓的依据的消息来源是一种合理的来源，这些东西都是法官在判决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不是我们国家的立法所规定的，我们要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民法典前一段时间很热，前一段时间讲座很多，我不知道我们学校是不是也来过一些人，讲民法典制定，一些老辈的学者也很着急。那天我问江平老师，您觉得我们的民法典多长时间能够完成啊。江老师说：“我看不用多长时间，五年差不多吧。”江老师岁数比较大了，他希望自己有生之年能够看到这部民法典的诞生，跟他一样急切的是李鹏前委员长，李委员长希望自己能够成为拿破仑一样的人物，拿破仑主持法国民法典的制定。“我的光荣并不在于打胜了三十多场战役，滑铁卢一役就使得所有的胜利黯然失色，使我永垂不朽的是我的民法典。啊呀，李鹏也想做个永垂不朽的人啊。但是，最后，在他任上的时候，推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草案》，这个草案出来以后，许多民法学家都不再说话了，因为这个草案简直让人怒不可遏。怎么搞出这么个东西来了。梁慧星老师有一天。我问起他来他说：卫方，以后见了我不要再问民法典的事儿。（笑声）江老师说：“看来我是看不到了。”（笑声）那是很郁闷。因为那个一草里边有很多问题，开头的时候，一草提交是比较正式的文本，在那个初次起草的东西里边是有公众人物这个概念的，有这个概念让我们感到很振奋啊，好家伙，以后也有“公众人物”了。公众人物的隐私权可以因为公共利益而受到限制，多好的一个条款，但是提交到全国人大的一草，我们再一看，没了。啊呀，我发现上边还是有人很厉害，眼睛是贼亮贼亮的啊，（笑声）能够看的出来问题的奥妙。所有的东西都给删掉，而且七零八落的一个法律条文。而且我们现在的司法解释，我常常问一个问题，我们学法律的人这样的问题是我们的基本问题，我们如何保障在这个国家里边，法官决策是平衡的、是稳定的。比方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果全国的法官引用的法律条文都是一个条文，都是一部法典，是否能够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好像不大可能，因为比方说，“王海打假案”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证表明这做不到。《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适用于全国，49条应当适用于全国，但是大家都适用这部法律，作出的判决却是不一样的。王海说，我在这儿是消费者，在另一个地方不是消费者。你会发现，“消费者”这个概念成为一个关键词，如果我们的法院、我们的法官对于“消费者”这个概念的解释是七扭八歪，深一脚浅一脚的，那么就不可能保证全国同样的行为得到同样的对待。消费者很奇怪啊，消费者是什么，我到商店去买一件衣服回来穿，我当然是消费者。但是我一下子买了50000件，回来以后说：你这是假货，你要赔偿，双倍返还，这算不算消费者?大家知道，这涉及到私法的根本性问题。每一个案件，法官在他的判决中间，实际上都在解释着法律的概念。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让这个国家的法官尤其是上诉法院的法官在解释相关的法律概念方面保持一致的话，这个国家不可能获得统一的法治，我们不可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样的平等包涵着空间意义上的平等，一个上海的法官的解释要保持跟云南的法官的解释一样；这样的平等还包涵着时间意义上的平等，一个今天的法官要保持和昨天的法官的解释的一致性，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法官对于法律关键的概念，基本的规则所作的解释的一致性的话，我们
宪法第
五条所规定的法治统一原则就势必成为一句空话，那么我们目前这样的一种状态，我们似乎做不到这一点，我们的新闻法制这方面，最高法院也非常急切，他们也出台了一些个规则，比方说非常重要的一个司法解释，大概是出台于1999年或者1998年，具体时间我记不清，有感于最近涉及到新闻的诉讼越来越多，最高法院作出了一个解释说，对报纸的报道的要求是要做到基本事实的准确，但是非基本事实不能要求所有的东西都准确，这个东西看起来是要鼓励记者更加大胆的、更加直截了当地去进行批评地一种解释。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这样的所谓的最高法院的解释仍然需要解释，那就是说什么叫基本事实，什么叫非基本事实，搞不清楚，至少不是特别的清楚。我们仍然需要一种解释，来使得全国都遵守这样的解释，所以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绝对不仅仅是立法创造的，而且也包括我们通过上诉审，最高法院的法律统一的功能，来使得相关的规则（法官所必须遵循的规则）保持一致，我相信在座的许多同学读王泽鉴先生的著作，王泽鉴先生的著作有许多东西在解释什么，他在研究什么，研究主流的解释，一个国家，法官们对于相关的概念有一种共识，形成主流解释。每一个法官判决案件的时候都必须不仅仅遵循法律条文，而且包括这样的一种解释，这样的话才能够保持法律的统一性，我们没有这样的主流解释，我们国家法律的统一的机制，我想大家不妨去研究一下在中国怎么去保证法律的统一几乎可以说是非常的粗陋的，没有办法保障法律的统一，有一次有一位美国的法官，美国联邦第七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官，叫Diana Wood（？）的一位女法官，她在中国的两个地方给法官讲课，一个是上海，一个是武汉。在上海讲课，讲完课到武汉，我正好在武汉中南政法学院的，我作为这个项目的协调人，然后也协调她和中国的法官的交流，她给中国的法官讲课，她说，我刚从上海过来，她知道湖北省高级法院的法官在下边，她说我想请教湖北省高级法院的法官们，你们是否能够常规性的研究上海高级法院所做的判决？湖北高院的法官说，对不起，实话实说告诉你，不研究，（笑声）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做判决，除非他的判例被最高人民法院的《人民法院判例选》登出来，我们偶尔能够接触点，但是不是常规。Diana Wood法官就问，那你们怎么能够保证同样的事情在上海和在武汉能够同样的处理，法院对待不同地区发生的同类案件能够同样的处理，你们怎么能够保证这一点。这样一问，我们法官就不知道怎么说了。我们虽然法律上明确
宪法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实际上我们没有这样的机制来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更不消说这两年越来越多出现的争夺管辖权，管辖权异议越来越多，老百姓打官司多多少少有点主客场的意思（笑声），在自己所在的城市打官司，这是主场，哟，人生地不熟到了新疆了，那是客场，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问题，那是因为法官他的确可以上下其手，他可以对法律作出完全不同的解释，你还看不出来他到底违法不违法？他还引用法律条文，当然这不算甘肃的一个法官，他最后判决案件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法”第
三条的规定作出判决。（笑声）结果我们国家并没有新闻法。所以我们现在在立法和法律的解释这两个层面上，我们都没有一些非常确定的准则，让我们能够对新闻更加直接、直率地批评这个社会中一些个有权势地人物而提出框架上的保护。所以司法界在处理这样的案件的时候，往往就不知道依据什么，这也是为什么有一些案子判的特别好，有些案子判的特别不好，另外我们可以总结一个规律，那就是在今天这样一种公众人物的名誉权纠纷的案子中间，好像有一个区别，这个区别就是现在看起来有一些个重要人物，政治方面比较高层次的人物，他们的案例通常是原告胜诉。刚才我举了陈永贵的，同时像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大家知道周海婴先生也喜欢打官司，每个地方用了他爹一个肖像，他那个爸爸当然是很伟大的一个爸爸，中华民族的一个文学方面的象征，现代文学的象征，鲁迅这样的人还有肖像权，我觉得真是不可思议，鲁迅早就变成了公共财产了，大家随便可以用。当然你不能诋毁性的用，但是出版一个“鲁迅传”，封面用鲁迅的肖像，怎么会这也算侵权呢？周海婴先生就天天打这样的官司，最后就挣了不少钱。他老爹生前穷困潦倒，死后他靠他老爹来吃饭。这种东西我想我们的国家需要有一些个所谓的法律上边怎么去限定的问题，那么鲁迅这样的一个人，他是一个政治符号，是一种社会的公众人物，真正是一个很伟大的符号，那么这样的一个人涉及到案件的时候，他的后代往往能够胜诉，但是余秋雨为什么败诉，余秋雨已经不是个政治符号了，已经在政治方面没什么重要性的一个人物，他就败诉。范志毅就败诉，（其他的那些个好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