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最高联邦法院的大法官说，一个优秀的法官不仅仅要是一个优秀的法律人，而且应当是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他要懂得历史，他又应当是一个先知，他还要是一个哲人，那就是对社会进行一种良好的判断。这是我们通过这样的案例看到的情况。当然，后来这个案子上诉到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继续维持原判的关于是否构成侵权的这一部分，但是大规模地减少了王洪的赔偿数额，最后减低到赔偿8万元人民币，由50万元降低到8万，而且其他两家媒体都不需要再赔偿了。恒升公司只获得了8万元钱，但王洪先生8万元钱也拿不出来，最后海淀区人民法院对他进行拘留，把他抓起来了。许多网上的朋友都对他进行捐款，就把王洪的这笔帐给还掉了。
这是五年前的案件，但是这些年来，你们发现中国的司法界也不断地在探索和摸索，也有很多优秀的法官，他们有感于我们的司法不能很好地保护公民实现他们
宪法上地权利，人们也在做一些摸索或探索，其他一些案例非常有趣，在我们上海，有范志毅诉《东方体育报》案（是叫《东方体育报》吗？我对上海地报纸现在越来越感到陌生了。在文革期间，我们都看《文汇报》、《解放日报》，即使我们在山东，也要看的。现在上海的报纸上海人也不怎么看了。我知道《文汇报》原来是全国性的报纸，现在连地方性的报纸都算不上。那么，《东方体育报》报道范志毅赌求啊，范志毅先生怒不可遏，认为他根本没有这些事，于是他就告到法院，大概是徐汇区人民法院。徐汇区法院有位法官作出了判决，他的判决告诉范志毅，也告诉我们每一个人，范志毅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必须要接受媒体的更强有力而严格的监督。在这个案子的监督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这样那样局部的失实，这样的失实是媒体监督中必然会出现的问题，所以驳回范志毅的起诉。范志毅铩羽而归。这样的案例让大家看到第一次在中国的判决书中出现了“公众人物”这个概念。“公众人物”来自于英文。大家知道叫做“PUBLIC FIGURE”。公众人物是什么，在美国的概念里也包括行使公共权力的那些人，包括社会中间非常知名的人士，比如象今天主持讲座的游伟教授（笑声、掌声），包括影视界、体育界的明星们，也包括那些由于自己本身的原因而卷入公众事件中的人物，比如说莱温斯基（笑声），莱本人不是公众人物，本人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白宫实习生，但是她个人和克林顿总统发展点异乎寻常的关系，于是这个事件一旦被报道，因为克林顿本人是公众人物，她因这样的事情也变成了公众人物。莱没有办法说你侵犯了我的名誉权，地球人都知道了，你这个报纸老报道这些东西，她甚至肖像权也没有了，全世界各地的报纸随便登她的肖像，她不可能去主张这样的肖像权，这样的概念大家都知道。1964年在美国联邦法院作出了这样一个判决，是《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1964年这个案件对于美国的媒体如何去监督公众人物可以说是里程碑式的案例，它甚至传播到了世界各地。沙利文案件所确立的原则被意大利所接受，被德国所接受，一次次的被各个国家所接受，它的原则是什么？那就是一定要确保媒体在报道涉及公众人物的事件时，没有办法要求一个媒体所说的话都是真的。大家知道，一个媒体记者，新闻英语叫NEWS，前面是个NEW，如果不NEW的话，它就不是NEWS。（笑声）NEWS什么意思？就是要新，此时此刻刚刚发生的事情我们要保证公众都能知道，你们看到CNN这样的电视台，它已经发展出了所谓现场直播新闻。“9·11”事件的时候，我们领略了现场直播的新闻，正在发生的事件。电视台正在直播。到晚上9点多的时候，有朋友告诉我说，快打开电视看“凤凰卫视”，我打开电视一看，好家伙，第一幢大楼已经摇摇欲坠了，飞机已经撞过了，接着我们眼前就是第二幢大楼被撞的情景，现场直播，哎呀，这个叫新闻，我们中央电视台还没播，中央电视台歌照唱、舞照跳，没发生什么事。正好那天晚上11点左右，有个中央电视台的朋友打电话给我，我说：“你们怎么不播啊？”他说：“上边还没有说我们按照什么样的口径来播呢”。（笑声、掌声）你们知道这如何保证公众的知情权呢？所以对于一个媒体来说，我们不能苛刻地要求一个记者。他所见到的事情，他马上就发表的时候，更是如此！你们知道人都有局限性，人不是上帝，上帝才是全知全能的。一个记者只能根据他眼前所观察到的情况，做出一个判断，然后写成文字来发表，这个时候不可避免地有许多东西他看到的可能是片面的。每一个人都是片面的，每一个人只有一张脸，一双眼睛，我们的背后没有眼睛。这个时候要是游伟老师在背后嘲笑我，我眼睛就看不到。所以，你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全知全能的，要及时迅捷地发布讯息，我们必须容忍记者的失实，《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确立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准则，就是当一个公众人物要提起名誉权或诽谤案诉讼时，他必须要向法院提供证据，这个证据表明了报道者或者媒体有实际恶意。什么叫“实际恶意”，非常简单，就是明明知道一个消息是虚假的，但仍然发表出来。这个举证的责任是交由原告来举证的。那就是你告这家报纸，你要把证据拿出来，证明写文章的这个记者有实际恶意，这个证据几乎是没有办法拿到的。那就意味着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已经从根本上封杀了公众人物可能提起名誉权诉讼的机会，很少有这样的情况，公众人物能够打起这样的官司。
我曾经在北京和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之一（九个老人之一）的安东尼·肯尼迪大法官有过一次座谈。他说我们现在对于状告报纸这样的案件受理得很少。因为状告报纸尤其是公众人物状告，法院如果轻易受理的话，就必然导致媒体不断应诉的情况。大家知道，即使是所有的案件都判这些媒体胜诉，但媒体要为这些案件所付出的律师费、差旅费，各种各样的费用，已经是没有办法承担了。这样的一种审查，法院不能很好地维护新闻自由的话，必然导致报纸谨小慎微，挑刺不如栽花。报纸天天说GDP又提高了，粮食产量又获得了空前的丰收，为什么呢？不会出现纠纷啊！人们通常不会因为表扬自己的文章而去打官司。所以，这就会严重抑制新闻本身对社会的监督作用。上海法官在我们的法律没有一个字涉及到公众人物的时候，我们上海法官就走在了历史的前头。（掌声）在他们的判决里居然用了公众人物这个概念，而且这个判决得到了许多人的赞赏，这是我们司法一个很大的进步，我们法官探索着如何维护新闻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