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法学家一”天才般地直达
宪法问题，同时天才般地指出了“
宪法保障制度”问题。这在理论上完全解决了“
宪法权利实施司法保护”、“建设违宪审查制度”这类宪法学二级理论难题。“法学家一”在理论上高屋建瓴，总揽全局，然而人们不知道“理论和实践”何时结合，能否结合――若一旦结合，会深刻改变十三亿人组成的国家的法律秩序，他无疑就是当今世界的“最重要的法学家”。
二、 法学家二
这位法学家，是“一句话造就一个法学家”的典范。当人们普遍认为该法学家管理的国家立法机关，其立法活动是“秘密立法活动”，是“行政驱动立法”，是“部门扩权立法”，属于低级立法阶段时，他说――
“生活是法律的母亲！”
此语如同天籁，吓死以法律为业的人。这句“法学名言”，至少超过萨维尼，顺带超过朱苏力。“生活是法律的母亲”，这完全是从遗传科学的角度，“科学解释”法律属性和法律发展。这比“民族生活习惯”、“法治本土资源”这种解释法，概括性高，易为普罗大众理解，无论是学法的，还是学其他的，都会茅塞顿开――
生活不好，法律就不好；生活丑，法律就丑；生活讲自由，法律就讲自由；生活讲公平，法律就讲公平；生活讲蛮来，法律就蛮来；生活讲作弊，法律就讲作弊。
生活交往模式、政治支配模式、法律规范模式，这三者之间，是“母亲和儿子”的故事。生活交往模式，具有影响政治支配模式和法律规范模式的“基因作用”。“生活”的确是法律的“母亲”。
“法学家二”的理论建构，完全涵盖了法律文化分析等学派，理论水平不亚于梅因。
三、 法学家三
这位法学家仅仅在选举法上比较生疏，曾认为“文化程度低，不适宜实行选举”，引发宪法学者蔡某著专文辅导。但是瑕不掩瑜，他也因一句话，成为“法学家”。他说――
“依法行政就是约束公权力。”
这位法学家，是并不甚伟大政体中的伟大的人。他对穷困人民的爱，超出二十世纪以来的任何一位中国宰相。我甚至不吝以一切好的言辞，去赞美这样的人。但是，正如卢骚所说：“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不良体制的枷锁，束缚着“法学家三”这辈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