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先分析张苍等所拟的改法方案的第一段，根据张苍等人上奏有“臣谨议请定律曰”的文字，我想称它为“定律之段”。今本《
刑法志》在这一段的结尾，有颜师古的注文：“（前略）杀人先自告，谓杀人而自首，得免罪者也。吏受赇枉法，谓曲公法而受赂者也。守县官财物而即盗之，即今律所谓主守自盗者也。杀人害重，受赇盗物，赃污之身，故此三罪已被论名而又犯笞，亦皆弃市也。今流俗本笞三百、笞五百之上及劓者之下有‘籍笞’字，复有笞罪亦云‘复有籍笞罪’，皆后人妄加耳，旧本无也。”我们先按师古注文的后半段把流俗本《
刑法志》正文部分复原。需要事先说明的是，如果仔细分析师古所说和《
刑法志》原文，实际只在“劓者”之下插入“籍笞”（而且这处籍笞可能和三百之上的籍笞是同一个，对流俗本显然有成见的师古或许没看仔细多说了一个），其他三处仅插入一个“籍”字便可（“籍笞”二字全用亦不影响理解）。“诸当完者，完为城旦舂；当黥者，髡钳为城旦舂；当劓者〔籍笞〕，〔籍〕笞三百；当斩左止者，〔籍〕笞五百；当斩右止，及杀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赇枉法，守县官财物而即盗之，已论命复有〔籍〕笞罪者，皆弃市。”
关于《
刑法志》本文和师古注，我想提出以下两点：
１．关于“籍笞”的问题。
我们不知道师古用的“旧本”权威到什么程度，但流俗本有这样的原文，不会是凭空添加的。“籍笞”见于本段全部共四处，显然也不是一种笔误。“籍”在此处是何意？经反复研究，我觉得没有必要到古字书中去寻找答案，如果联系《
刑法志》的其他部分，在随后不久汉景帝的诏令中就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景帝元年（前１５６年）针对文帝时制定的刑制造成受笞的罪人“率多死”的问题进行改革，他下诏说：“加笞与重罪无异，幸而不死，不可为人。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结果犹尚不全。至中六年，又下诏曰：“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毕，朕甚怜之。其减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
景帝诏两次都提到“加笞”的词语，《三国志·陈群传》谈到议复肉刑时陈群说：“臣父纪以为汉除肉刑而增加笞，本兴仁恻而死者更众”，其中的“增加笞”三字，“增”为动词，“加笞”为名词。此处说的一除一增，表示汉文帝时是用“加笞”代替了部分“肉刑”。根据以上资料，可以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张苍等人上奏文中“籍笞”的含义就是“加笞”，“籍”等于“加”。无论《汉书》的版本到底如何，由此能够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在张苍等人当初的这篇奏文中，这个字是存在的。“籍”字恰好说明这里的“笞”不是一般作为独立刑罚的笞，而是附着于髡钳城旦之上的附加刑，它可能比加笞的“加”，更能体现出“附加”的含义。过去的理解，把这里的“笞”误认为是汉代的“笞刑”，完全是因为少了一个“籍”字的缘故，结果造成从师古开始就说它是笞刑，这很不准确，不合张苍所拟令文的原意。师古不明其义，斥责流俗本是妄加，其实这正是流俗本不同于师古手头的所谓“旧本”的一个优点，应该说流俗本更忠实法令的原貌（至于是否忠于班固的《汉书》，我们不知道），在上奏文中需要表示刑罚内在特点时，此字实不可少。
２．师古的误注。
在师古看来，新的改动为：杀人自首、受赇枉法、主守自盗等三罪，都是论名后又犯笞将被处以弃市。我认为他的这一理解是错误的。“当斩右止，及杀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赇枉法、守县官财物而即盗之，已论命复有〔籍〕笞罪者，皆弃市”。是一个复杂的复句。文中由“及”字（请务必注意这个“及”字）先列举了并列关系的三个主语，然后共用“者”字以下的“皆弃市”三个字为谓语，构成全句的主谓关系。我们设三个主语为Ａ、Ｂ、Ｃ，那么Ａ＝当斩右止，Ｂ＝杀人先自告，Ｃ＝吏坐受赇枉法、守县官财物而即盗之，已论命复有〔籍〕笞罪。因此原文可简化成如下的句子，“Ａ及Ｂ及Ｃ者，皆弃市”。所以原文真正的意思是：
Ｂ．杀人先自告，弃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