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的伟大实践,这一伟大实践的基本特征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建设、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还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其他方面,都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基础上形成的理论就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内在地包括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作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实践的理论表现,我国法学必然具有中国特色。也许有的同志认为,用“中国特色”去标识或主张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实践或法律制度和法律体系,是可以的,但用“中国特色”去标识或主张法学理论,则说不通。我们认为,实践与理论是统一的,制度与观念本质上也一致的。如果我们的法学理论不具有中国特色,那就意味着:或者作为法学理论之基础的实践没有中国特色(果真如此,那就要用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和法制建设实践代替之);或者实践是有中国特色的,而法学理论却远离或脱离了这种实践(果真如此,那就要放弃这种理论,而用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实践相适应的有中国特色的法学理论代替之)。
第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一个严整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它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领导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创立和不断发展的。这个理论体系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角度,第一次比较系统地科学地回答了包括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以及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战略构想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点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全党和全国人民最可珍贵的精神财富,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理论指导,是我们的事业能够经受风雨考验,顺利达到目标的最可靠的保证。这个体系中含有丰富的民主和法制建设的思想,法学理论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既然整个理论体系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实际需要出发形成的,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那么,作为其组成部分的法学不可能不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
第三,在逻辑上,中国法学是以古今中外一切法律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否则,它的结论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局限性或民族的偏狭性。但是,如同任何国家的法学都是以本国的现行法律体系和法制建设为主要对象一样,我国的法学也是以研究我国现阶段的法律体系、法制建设和法律发展为主,回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其各个分段遇到的法制建设的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其立足点、重心和归宿必须是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社会文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这种研究对象和研究重心的差别决定了各国法学理论和法学体系的不同,并使各国法学从内容到形式必然有自己的特色。实际上,与当今世界主要国家的法学比较,我国法学的中国特色是非常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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