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罪刑法定原则
意大利的贝卡里亚（C.B.Beecaria.1978—1794）在1764年因发表《论犯罪与刑罚》小册子而名闻全欧，被后世奉为刑事古典学派创始人。在这一小册子中，他谴责封建刑事制度，倡议许多进步的的刑事学说，其中之一即罪刑法定原则，即犯罪和刑罚应由法律明文规定，法官不能任意解释，不容许类推。1789年的法国《人权宣言》也规定“法律只应规定确实需要和显然不可少的刑罚，而且除非根据在犯法前已经制定和公布的且系依法施行的法律以外，不得处罚任何人。”（第8条）第一条已将“罪刑法定”与“法律不溯既往”的原则联在一起。1949年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1条）以及1966年联合国通过的《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5条）都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
中国1979年制定的《
刑法》，由于当时历史条件，规定了与罪刑法定相对称的类推适用，“本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可以比照本法分则最相类似的条文定罪判刑，但是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第79条）。1997年修订后的《
刑法》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第3条）原
刑法规定的“类推适用”被删除。在中国刑事立法史上，这一修改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受到社会舆论的普遍赞扬。
六、
刑法的形式
在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关于惩治贪污贿赂罪的补充规定时，对
刑法的形式曾有不同意见。原规定的名称是“惩治贪污受贿条例”（讨论稿），参加讨论的有些单位和专家认为，用单行法（条例）修改作为基本法律之一的
刑法，从理论上讲是不合适的，在实践上，有
刑法又有条例，执行起来，容易各取所需。因此，他们主张应当参考外国经验，对原有
刑法的有关条款作出修改补充。有些地方和专家也认为，中国已形成统一的
刑法体系，如果在
刑法之外再单独制定一个惩治贪污贿赂条例，就突破了中国的统一
刑法体系，需慎重考虑。最后，起草单位采纳以上意见，将条例改为补充规定。但有的部门和专家仍认为单独立法不一定会影响统一的
刑法体系。〔9〕以上讲的“参考外国经验”，显然是指以法德两国为代表的民法法系国家的立法形式，那里有统一的刑法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