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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大众文化的时空嬗变

  对于当代中国微观层次的时空嬗变,只有联系宏观的时空境域才看的更为真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短短十几年走过西方人几个世纪的思想历程,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时空聚变共时并存于当代中国,使人们承受了难以承受的冲击、震荡与裂变。真所谓“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一方面,对进步史观、现代性、工业化的热烈拥抱已经构成独特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在铺天盖地的现代化、全球化浪潮面前,又总是感到内心深处的隐隐作痛,这与西方发达国家对现代性的反思及后现代思潮暗合。在这两种时空维度的冲突与撕扯中,人们无奈向尘封的记忆寻找安抚,将这种非自觉的文化心理反抗加以合法化,制成一种万能膏药,贴在现代化造成裂痕的与伤口上。然而在和世界保持一致的潮流中,生命是缺席者,在当代大众文化中,真正的大众是缺席者(沉默的大多数),老百姓的声音被一片流行时尚和经济机器的汪洋所淹没;精英知识分子由于承自传统的使命意识与几乎出自本能的社会责任感,对当代中国文化的状况颇为敏感。他们处于东方/西方、普遍性/特殊性、主体/他者、现代/后现代、保守/激进的二元对立及自身知识/权力地位的危机中,艰难的寻找着前方的路。其实,“问题不在于谁‘有权’或‘有幸’去‘阐释中国’,而是我们每一个仍对‘中国’有一份关切与承担的知识分子都必须面对中国所出现的变化与发展。”[17]P185重要的不是简单的伦理批判,而是真诚的沟通与对话。“无法找到提供相互交流最一般基础的‘元话语’,并不意味着不可能建立对话和沟通的形式化的元规则。”[18]也就是说,“要在宽容、开放、自由的原则下引导人民大众自己创造属于自己的、为自己、自己享用的健康向上的新型大众文化。” [19]
  三 诗性转向——大众文化的当代追求与整合功能
  人不能总是生活在碎片与瞬间中、废墟和荒原上,虽无意但也不可能回到原初的“天人合一”的理想状态,但碎片要重组,瞬间要重新连接。人既要有对在场状态的世俗关怀,又渴望超越。对自然、生命、时空的僭越也许能带来当下的成功与快感,然而最终胜利的往往是后者。后现代大众文化是一场狂醉的盛宴,然而“狂醉终究要过去,接着变是凄凉的清晨,它随着黎明无情的降落大地。”[20]P97如果说大众文化是以消解为始端,征服与整合乃至实现新的意识形态则是接下来的事情。大众文化强大的整合力最耐人寻味,它可以粘结各种各样、纷繁芜杂、既对立又共生的不同语流。在感性经验的层面上,大众文化旨在使人们获得“即刻反应、冲撞效果、同步感与煽动性”,其结果是经验与感觉的高度一致性;而从理性逻辑的结果上,大众文化则有“无言的结局”——凭借特有的文化叙述方式掌握大众形成富有意识形态和话语霸权性特征的整套“知识体系”。
  不必局限于对大众文化现象本身尤其是负面影响的观照,当我们把价值评判的坐标置于整个人类文化史之时,亦正是大众文化施以理性与宽容的开始。而且,我们将以开放的心态,进入崭新的语境去撇开对大众文化的种种偏见,去发现大众文化现象在社会转型时期和人类文化发展中的价值意义。这样,我们首先获得理论文化形态的新生点,获得认识和研究中国今日正在发展的巨大文化变革的新视角。考察历史,大众文化的出场往往是以人的生存境遇的恶化为背景的。五十年代的西方社会,由于二战给人们造成的精神迷失和工业发展给人们带来的生存压力,思想放松与休闲时光成为人们难以企及的奢望。因而大众文化便乘机侵入大众生活,富有享受性、娱乐性、趣味性的作品受到人们的青睐,例如,美国的《love story》竟发行到千万册。与此相反,所谓传统的、富有严肃意义的,阳春白雪般的文化产品却受到冷落,人们的文化努力亦在追求高效迅捷中失去了确定性的标准,社会文化似乎出现了大规模的新层——而这恰恰为新型文化形态的出现提供了契机。由于大众文化生于大众、传在平民、趋向世俗,因而具备提升为文化理想的现实基础,周作人先生曾经讲过,平民作品是文艺作品的基础,再经过贵族化的洗礼,就可以成为“真艺术”。这种艺术具备高于日常生活的理想境界,是一种诗化的世界。大众文化无疑具有平民精神,只要对它进行高层次的提升可以成为葆有人文精神底蕴、具有现代人生存价值的新文化形态,这种新文化形态无疑会把人类引入到诗化世界中去,这为大众文化的诗性追求提供了可能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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