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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赞同密尔——一个自由主义大家——的观点：只涉及个人的行为，一个人的独立性不受限制，任何人不能干预。前面讲的所有人都持这种观点，“国家，你别干预别人看黄碟！”（笑声）但是我们在分析这一案件时存在不完整的特点，因为所有的只有主义者从来没有人为这种权利是绝对的，总是有限制的，这一限制正如康德所说普遍立法的原则，我行使我得权利，必须尊重他人行使权利，或者用密尔的表述来说，你的权利停止在我的鼻子边上，也可以说是权利的相对性、相互性。所以正如密尔所说，讨论社会自由、公民自由，须给自由加一个界限。什么是讨论自由？就是讨论自由的限度。甚至还有意大利自由主义思想家边沁，他认为乞丐没有乞讨的自由。为什么？他认为这有两种意义。第一，乞丐如果在公共场所乞讨，会损害别人的利益，比如你要是在公园散步，遇上乞丐，我反正会觉得不舒服；第二，乞丐会纠缠，“唉，行行好，给我两块钱吧……”，（笑声），这也会损害他人利益。正因为如此，他主张将乞丐关起来，（大家不要以为“收容审查”是中国人的，其实它是从自由主义者那引进的。）罚他们做苦役，只到把关他们的钱交清了才能放出来；或者把乞丐都放到一个地方去，比如都放到公园，全是乞丐，他还向谁要钱去？（笑声）边沁是最早的，也是经典的自由主义者。所以说，即使是自由主义者，他也不是把这些权利都当作绝对的，而我们中国现在许多人把这些权利当作绝对的了。而且，密勒也说，这些自由只运用于成人，对于孩子须加以限制。当然，我们不需要按照他们的话去做。在这个案件中，我们要看的是，这对夫妻看黄碟时又没有损害他人的利益？自由主义主张自由，但并不认为自由是绝对的。
按照这一原则看这一事件，在这个事件的讨论过程中，实际上所有人都忽略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对这事件起决定性作用的情节，就是有人报警。有人报警，这就表明：你有看黄碟的偏好，我也有不看黄碟的偏好，既然看黄碟的偏好能被保护，那么后者的偏好为什么就不被保护呢？自由主义在这里出现了矛盾，我不讲他们高尚还是低下，不能说政府更应该保护哪个偏好。作为一个彻底的自由主义者，保护自由主义的人和从法律哲学逻辑的一贯性来说，你就不能否定至少是有人打电话来举报，认为你看黄碟侵犯了我的权利，也就是说有伤害。但是从法律经济学来说，这表明看黄碟有了外在危害，即影响了他人，即将外在性内化，由行为者来承担责任。而内化最好的办法不是国家干预，而是通过两个人只有协商来解决。降低社会成本最好的方法是合约，只要交易费用较低时就用合约方式来解决；当交易费用为零时，甚至根本不需要国家的干预。当然交易费用太高时，既两个人没办法解决时，是需要国家来干预的。注意这里为什么有人去举报，这不表明他们没有办法自己去解决，这对夫妻尽管看黄碟是在屋内，也未必大肆声张，而邻居不愿拉下面子去干涉这对夫妻，而是报警，希望政府重新界定权利：到底你有看黄碟的权利呢还是我有不看黄碟的权利。这种情况下，并不是警方想主动干预，而是打电话的人所代表的群体不愿他看黄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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