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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犯罪目的实现说”从犯罪的主客观相一致原则出发，阐述了所谓犯罪既遂就是犯罪人所追求的目的在客观上已经达到。当然，这里的“犯罪目的”不是因犯罪人而异的目的，而是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犯罪目的，是类型化、抽象化了的犯罪目的。因此，从认定犯罪既遂的角度出发，它也着眼于客观上是否实现犯罪目的——行为人所追求的犯罪结果是否发生，同时，它更能够反映犯罪既遂在主观与客观方面的联系，因此，笔者倾向性地认为，在认定犯罪既遂而言，“犯罪目的实现说”是一种较“犯罪结果发生说”更为优越的标准。
对“犯罪目的实现说”也同样有人持反对观点，认为犯罪既遂“目的说”不但无助于弥补传统理论的缺陷，反而造成更为严重的理论混乱与实践的无所适从。[11]笔者认为这种评价难说允当：（1）“对同样的犯罪而言，不同的案件中不同行为人也可以有不同的目的”，[12]从一般意义上而言，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作为刑法学的专业术语，犯罪目的不是一般地指犯罪人的目的，它有着其自身特定的内涵，是指直接故意中的意志因素，即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直接造成危害结果的希望。[13]在不同的案件中，行为人不同的行为目的并不是犯罪目的，作为构成要件内容之一的犯罪目的是客观事实与规范评价的同一，它既不是司法者的任性评价，更不是行为人的异想天开。所以，对于不同的案件中不同的“犯罪目的”，只能在这种目的与法定的犯罪构成相一致的基础上，才能将行为目的认定为犯罪目的。套用论者的话来说，就是以“大众话语”对“犯罪目的”一词所作的诠释，这样的理论还能够指导实践吗？（2）“犯罪目的实现说”很好地体现了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在认定犯罪既遂与否时，必须考虑行为人对于犯罪事实的认识与实际发生的结果之间是否符合及其符合的程度如何。单纯地从结果出发，而不考虑结果与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忽略行为人的认识因素与客观发生的事实之间的联系，都存在着客观归罪的嫌疑。在这一点上，如果对“结果发生说”作片面的理解，就必然会导致这样的批评。而“目的实现说”则可以避免，因为目的的内容就是对结果的认识和希望，发生的结果与行为人的认识和希望相一致，而这种客观发生的事实和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又是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要素，那么，这种行为目的就是犯罪目的，发生了的犯罪结果就是犯罪目的的实现。所以，犯罪目的的实现就标志着犯罪的既遂。对于结果犯，这个论点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对于行为犯和危险犯，同样存在着与反对“结果发生说”相同反对理由，但正如上文所分析的那样，他们的批评是站不住脚的。
细心的读者也许不难发现，笔者在论证“犯罪结果发生说”和“犯罪目的实现说”并不错误的同时，始终没有批判“犯罪构成要件要素说”，相反却是以它为依托的。因为在笔者看来，这三种学说在认定犯罪既遂的实效上来说，并没有本质的差别。因为如上所述，就司法层面而言，认定犯罪既遂必须严格地依照法律的规定来进行，那么，“犯罪目的”、“犯罪结果”都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要素，“犯罪目的实现”、“犯罪结果发生”只是突出地反映了犯罪既遂在构成要件要素上的要求。但是，在这三种认定犯罪既遂的标准中，笔者更倾向于“犯罪构成要件要素齐备说”，因为：从形式上来看，犯罪既遂就是犯罪构成要件要素齐备的行为，在这一点上，“犯罪构成要件要素齐备说”不仅提供了更符合形式法治要求的“法定标准”，不至于引起普通民众发生“大众话语”上的误解；而且由于犯罪构成兼顾了犯罪的主客观方面，对犯罪成立作一步到位的综合评价，同样不会发生主观归罪或者客观归罪的情形。
二、 立法上既遂标准之确立——为“犯罪目的实现+刑事政策说”所作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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