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上无所用心的人把心思施展于这蝇营苟且之事上，煞费苦心地玩弄起多种手法。例如，把别人来不及发表的观点抢先发表；不加任何说明地把别人首先提出的问题、观点、思路扩展成文、成书；把剽窃来的观点、论述改头换面、移花接木、东拼西凑，冒充为自己的独创......除了这些为人们常见的手法，还有的人既要当贼又要自我标榜成道德君子，在剽窃而成的文章或书中煞有介事地在一些无关紧要的地方标明出处；又装摸作样地列出一个‘参考书目’或写上一篇‘后记’，但列出的同样是与之关系不大的著作，关键性著作及作者却只字不提。他们用这种瞒天过海术不仅向不明真相的读者掩盖自己抄袭剽窃的劣行，而且伪造出一种尊重他人劳动成果的假象。更有某些无耻之徒趁着某些时期学术空气不正常，通过对别人的学术观点进行歪曲、篡改、胡乱上纲来为自己的抄袭剽窃作铺垫，试图借助非学术力量从政治上整垮有创见者，然后便可以放心大胆地去窃取被整者的学术成就了。尤其这后一类人往往得手，混到他们根本没有资格占有的位置，甚至还有人凭靠这一招连篇累牒炮制出的剽窃之作当上“博士生导师”。仅此，已是天下奇闻，但更奇的是，这类人劣行败露后常常受到强有力的庇护，继续顶着教授、博导头衔招摇过市，而被剽窃侵权的学者却奈何不得这种超级学蠹。”⑥
　　文中提及的手法，全是我本人遭遇过的。据我所知，不少其他学者也遭遇过这些手法。相比之下，刘武俊《反思纳税》的剽窃手法更大胆，是地地道道的“拿来主义”，而且拿来后连改头换面的功夫都做得甚少，拼凑起来便是。供拼凑这篇东西的零件，又统统从一个作者的两篇文章拿来，而拿来文字占这拼凑起来的东西总文字比例之大，以至于去掉拿来的文字，这篇东西便什么也没有了。说“什么也没有”，不完全准确。去掉从我文章里拿来的文字后，它没有的是任何有意义的成分，即它没有构成一篇论文不可少的思想、观点和围绕自己要表达的思想、观点进行的论证；但别的东西却不少。这“别的东西”就是为沽名钓誉而刻意采取的恶劣手法。下面列举一二。
　　其一，为了把剽窃之作冒充原创，大发昧心之论。在同样充斥窃来的思想、观点和文字的刘文后半部分，刘武俊一边干着盗窃的勾当，窃取了我思考纳税问题、思考税法、思考它们与宪政之间关系等问题的一些观点、材料包括文字，一边指责“鲜有学者从宪政理论的角度研究税收和税法问题”，企图以此造成假象：是他这篇东西填补了从宪政理论角度研究税收和税法的空白。而刘文所谓“从宪政理论的角度研究税收和税法问题”，不过是从我以两万余字讨论这个问题的《纳税人、选举权及其他》一文中先窃来一点笔者就纳税问题与宪政发展的关系作的历史叙述，再窃来笔者对日本当代著名税法学家北野弘久观点的介绍。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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