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临界点都是人为的创造出来，它不是生活本身就有这些东西，人类群体几百年几千年，人类的生活约定俗成的会形成行为的一种模式，不管你法律有没有，管你法律是什么，判例法还是成文法，每一个群体都会找到有效的方法去处理违反群体行为规则的，违反群体秩序的行为。大家都可以为所欲为，这个群体几天就会瓦解了。所以不一定要说法律有什么规定，每一个群体都会有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去处理这些有危害性的行为。我们今天处在这个历史阶段，建立的是一种成文法的系统，建立的是一种法定的信仰，我们所引用的是一种法律的规则，那么这个法定的规则的意义是什么呢？实际上成文法就是人类建立的一种概念系统，一种分类系统，一套符号系统，它是先抛出来这个行为系统，对这个社会来说，你去按照这套符号规范所表达的意义去生活，去劳动，去学习，去创造，你不得超越这个概念所表达的东西，但是一旦你触犯了它，违反了它，那么它的第二层意义呢，它同时又是一种裁判的惩罚规范，我们今天的时代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成文法的系统？今天没有时间来多讲了，但是这种成文法的系统一旦形成，它要求，特别是作为裁判规则来说，尤其是对法官来说，也就是说你怎么把生活中那些千变万化、纷繁复杂的现象装进这个符号系统，装进这个概念系统？你的任务就是这样。那么事实上能不能完全装进去呢？我们搞罪刑法定，一切都要按照法律的规定把它给装进去，首先我们从哲学方法，从方法论，价值论，认识论上来说，人类创造的任何概念系统，任何分类系统，它都具有一种相对的有限性，你要把所有的事物都装进去，任何一种分类系统，概念系统都做不到。人类没有这种能力。这里面有深刻的哲学理论说明为什么。西方的一些哲学家们像苏格拉底就悲叹道：“我知我之不知”，就是我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两千五百年前他就已经产生了对人类认识的一种怀疑，他知道人类认识的局限性，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理解这点。我们既要搞罪刑法定，又要用这套符号系统去识别生活中的行为。但是同时我们要明白这套系统本身它根本上的缺陷，它的无能。这就是语言哲学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人类所创造的任何概念系统、分类系统，它所指的关系本身是一种对称的东西。那么怎么办呢？法律又是一种非此即彼的系统，从古代到现在的成文法，我们的法律都是一种非此即彼的系统，它不允许你给出多元的结论。社会事物本身是一种多元的状态，但是要把这种多元的状态作出二元的判断，法官就是要裁决，它是罪还是不是罪？是此罪还是彼罪，你必须要给一个二元结论。实际上生活不是这么一种二元状态，而是人类认为的拟制出这么一种状态，设置的这么一种规则体系。那么怎么办呢？青司长当年在《犯罪本质研究》里面，从模糊学的角度提出了一些设想，怎么来解决这个临界点的问题。这是我们生活中实际上发生的案件，大量的刑事案件，刑事案件最大的特点就是公诉，我们把刑事案件看作是危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的行为，你想发动诉讼或者不发动诉讼，不取决于被害人的意愿，那么生活中百分之九十实际上是不需要这个概念系统的，就是说你有没有这个概念系统，每一个群体都是有办法去处理这些事情的。天天发生盗窃，抢夺，一个中等智力的中学生就可以准确的定性，这是盗窃，这是抢夺，这是抢劫，这是很简单的事情。那么法官们干什么呢？法官们完成的工作是什么呢？法官们完成的工作不过是贴标签而已。我们的实体法，我们的制定法不过就是“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二百条六十四条判决如下：被告人犯盗窃罪，判处三年有期徒刑”。西方把它叫做标签论。实际上这种过程就是一个贴标签的过程，它在实体法上没有什么动脑筋的。当然法官们也是要动脑筋的，但是主要是事实和证据的问题。实体法上是不需要动脑筋的，实体法上真正需要我们这个概念系统的案件可能只是占到10%左右。但是一旦需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在临界点上，就在此罪彼罪，轻罪重罪，此形态彼形态之间，这个时候你张教授，王教授就会有不同的观点，这个时候怎么办？还有没有一个公平正义的标准？该怎么处理？这里我没有时间多讲。反正我们
刑法在这一点上比较好办，总体来讲我们
刑法应该有一种宽容的精神，这种宽容的精神给人类带来仁慈，进步，对人类的发展，这种宽容的精神有着很重要的作用。这种宽容的精神体现在
刑法领域，就产生一个原则叫做谦抑原则。当这些重罪与轻罪界限模糊的时候，模糊学我们没有时间给大家讲了，模糊学有一系列的原则来解决这些问题，青峰当年的论文就涉及到这些问题。我们用谦抑原则来处理这些问题，就是要有利于被告人，当重罪和轻罪的界限模糊的时候就按轻罪处理，当罪与非罪的界限模糊的时候就按非罪处理，做出对被告人有利的解释，这就是所谓的谦抑原则，靠谦抑原则来解决这些临界点的问题。当然谦抑原则在哲学上，伦理学上的基础就是宽容精神。我今天刚好一个小时，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