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公众认同感总体上对认定犯罪提供支援。虽然
刑法与文化传统以及价值系统的联系特别密切，但是，几乎所有的法律文化对大多数刑事犯罪形态的认定都是一样的，法律所关切的利益，如生命、财产和名誉，一直以来都是
刑法中保障的。对此，国民规范意识是普遍地给予承认的。
公众认同与中国
刑法实践
我国刑法在总体上是反映了公众认同的,但在个别问题上没有考虑市民感觉，例如，挪用公款给国有单位使用，很长时期内不作为犯罪处理，这不符合设立本罪的主旨和公众的一般感觉。贪污5000元以上不满1万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可以减轻处罚，这是犯罪后态度决定一切的做法，而且对国家工作人员网开一面的做法会带来实质上的不平等，例如普通公民实施盗窃罪就无在何种情况下可以减免刑事责任、从宽发落的规定。又如毒品犯罪中毒品不以纯度计算，这一规定总体上是合理的。但是在毒品数量大、而纯度极其低微的情形下，简单地以数量为标准对罪犯判死刑，令人难以接受。再如在“严打”的场合，过分强调刑罚的威慑效果，对报应持排斥态度。但事实上，正是报应理念能够为一般公众认同。刑罚实践违背一般的市民感觉，其直接结果是裁判结论偏离常识，难以为公众所接受。所以，刑罚运用如何更多地获得民众的支持，是将来需要进一步考虑的问题。
法官对
刑法的运用，应达到三个效果：一是使行为人口服心服，不会认为自己只是因为过于倒霉而受到刑罚追究，从而产生防止犯罪的效果；二是使一般人在行为时具有预见可能性，从而保持社会的安宁；三是确保国民对刑罚打击有效性、标准性的信赖。所有这些效果的实现，其实都凸显了一个问题：
刑法与公众认同、国民规范意识之间的紧密关联性。换言之，惩罚可能性及其实现只有存在于公众认同中才是有生命力的。
需要指出的是，
刑法符合公众认同，不等于判决可以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公众的
刑法认同也不必然与舆论调查中多数人的意见画等号。如何既实现
刑法公正，又符合公众的认同感，还需进一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