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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者汪太贤认为，“法律是理性与正义的产物，法律与人们的权利和利益密切相连合法性和合法政府的原则，国家应当建立在法律基础之上。”[6] 启良认为，“言其理性，是指人具有自我完善的能力，能够自己把握命运，自己决断何为谬误何为真理。”[7] 文军认为，“理性是人类超出动物而独具的一种认识和思维能力，正是这种能力的存在，不仅使我们能够调整达到目的之手段，而且使我们能够建立起价值体系，对目的本身做出判断和取舍。”[8] 张志刚认为，“按照古典哲学传统，理性就是心智的结构，就是指逻各斯，它能使人把握并形成实在。因此，古典意义上的理性既是认识的又是审美的，既是理论的又是实践的，既是超然的又是热情的，既是主体的又是客体的。”[9]
二、西方法治发展的基础：理性
理性是一个历史性的范畴，人类历史的各个阶段，理性的内涵也不一样，但理性的本质应是一致的。理性是西方的核心概念，自古希腊以来，贯穿着整部西方历史。
在古希腊，人们赋予了法律以理性，把法律当作建立一种理性、正义的秩序的重要依据，把法律看成人们安全、自由、权利、利益的保障。荷马时代的理性精神，是通过两部史诗表现出来的，而且人的主体性在人与神的关系问题上得到了体现。希腊雅典文化创造了一个精神与智慧的世界。希腊人的艺术作品所产生的思想观念是西方文化的典范。在雅典，早在公元六世纪初，商人不仅给雅典带来了经济与文化的繁荣以及民主政治，而且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一种朝气蓬勃的文化精神和民族性格。希腊的理性精神主要体现于对知识的看重，苏格拉底将理性精神全面地贯注于社会领域，并将知识公开标举为人生追求的目的。同时，希腊人的理性精神还落实于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像哲学、伦理、美学等方面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其关键就在于理性的培植。希腊人“既具热情，也有理智；精神健旺，所以能永保自由，对于政治也得到高度发展。”[10] 国家为了抵抗外国的侵略，各国必须保持一定的兵力，而兵源主要来自本国的公民，公民和战士原本就是一体的，国家为了安全，就必须保持一定的公民人数，并且给他们一定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由于海上交通的便利，希腊的商业得以繁荣，商人们一旦有了钱，便要求同旧贵族们分享政治权利，从而使整个社会朝着民主的方向发展。雅典民主政治的要旨是“主权在民”，每个公民对于国家事务都有议政参政的权利。国家一切重大事务都由公民会议表决通过，任何个人不得违背公民的意志而自行其事。随着社会的继续发展，他们并不满足于这一初始条件，而是根据自己特殊的地理条件和历史特点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文化。黑格尔曾将东方的古代文明排斥在历史之外，认为只有到了希腊时代，人类才真正进入了历史状态。这种认识有失偏颇，但也有一定的道理。东方文化长期处于专制主义的统治之下，理性未曾进展到“自由意识”的程度，而希腊世界之所以进入了历史状态，根本原因就在于这是一个理性的世界，人类精神第一次得以展示和发扬。他们是第一批对人生真正作过哲学思考的人，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求得应得到的东西。尽管当时神权居于统治地位，但理性的精神仍得以发扬，神的作用并不重要。
罗马人是一个务实的民族，罗马的文化是受希腊文化的影响才发展起来的。罗马人重视法治，并形成一种法的理性精神，其成果就是法律体系的健立和政治设施的健全和理性化。罗马法是法典化的体系，是后世法典编纂的楷模，罗马法的法典编纂及其理论体系是以高度的理性思维为其基础的。罗马法精神中的理性主义首先表现为法典化。法典自身就是高度理性的体现。罗马人对私法的贡献就在于他们对私法权利的高度抽象和理论思想。罗马法中的理性主义还表现为对法律制度的高度抽象概括。罗马法中的理性主义还表现为重视法学家的作用。罗马的民主制度比希腊的更为健全，表现为国家机构的设置民主化和法制更为健全。法律表面看来是冰冷的，但所蕴含的却是人的理性追求，体现的是对人权和人道的尊重。法律保护的重心是私人的权利，而不是公权利。法律就是确定权利和保护权利。“在对法律的理解方面，罗马人没有过多表现出烂漫主义的激情，而是更多地表现出现实主义的理性，他们总是把自己关于法的理想与法的现实联系在一起。……在法治思想方面，罗马人与希腊人不同，希腊人留下的是系统的法治学说，而罗马人留下更多的则是法制的精神和若干原则。”[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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