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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思想的进步，也是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可见，人类道德主体的每一次扩展都
是一次巨大的进步，那么，是否能够就此得出自然也是道德主体的结论呢？如果这样，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就与生态中心主义无异了，但是，这不能否认自然成为环境伦理客体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环境伦理对自然规律的尊重实质上着眼于人与人关系的协调，保护濒危物种或某种脆弱生态系统，并没有使这些环境要素上升为环境伦理的主体，它背后的利益关系仍然是社会关系，即使某一物种在生态、经济和美学方面都没有明显的价值，也不能否认其存在的必要性，因为人类社会现阶段的认识水平是有限的，不能因为当代人尚未发现它对于人类社会的重要作用，就否认后代人找到其利用价值的可能性。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环境伦理将自然环境要素视为关心和保护的对象，尊重自然本身的发展规律，既强调了自然作为道德客体的重要地位，又对人类认识、改造自然的积极和消极作用有着清醒的认识。人类与自然的共生关系是一种客观存在，遵循这一客观规律，人类与自然都将受益，反之共同受损。对这种客观存在规律的认识必然会成为人类的价值追求。将奴隶看成工具，这大大束缚了其劳动积极性，如果解放他们必将有助于全体社会成员物质利益的增加，符合人性和社会发展的规律，这也是一种事实判断，必然会在人类的价值体系中使所有人获得了平等的权利，由此而论，以人与自然共生的存在判断作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追求的基础，就不存在任何理论困境了。
(二)从人域和谐向人与自然和谐的转变
道德与法的关系是法理学领域恒久不变，常谈常新的问题。作为两种社会规范，法律与道德之间的界线“并不总是能够严格而准确地划定的。在原始社会中，这二者之间的界线就曾被混淆得一塌糊涂。”14近代法学在研究二者之间区别的同时，也加强了二者之间联系的研究。道德是自律的、灵活的、倡导性的，而法律则是他律的、稳定的、强制性的，由于约束力来源不同，道德对人类行为的调整往往较之法律更快捷、有效，同时，由于道德的评判标准会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而不断调整，源于道德的这些特殊性，法律必须以相关道德为基础，对于既存法律，道德同样可以用自身的标准去评判它的优劣，违反基本道德的“恶法”的实施效果是可想而知的，在欧洲思想启蒙运动中，卢梭、洛克、孟德斯鸠等自然法学者无不援引人人生而平等、自由的伦理观念，作为他们庞大的法学思想体系的基石。这都是伦理道德对法学思想发展的基础作用的体现。道德与法律“并不总是能够严格而准确地划定的”，说明了某些社会规范所具有的道德与法律二重性，这并不意味着所有道德规范都能够转化为法律规范，伦理道德对法律优劣的评价仅仅是从法律规范的实施是否有助于道德追求目标的实现。环境法学较之其他部门法学，有自身的特点，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理应成为环境法学的目标之一，只有在这一目标良好实现的基础之上，人类社会利用、开发、保护自然环境的和谐秩序才获得了保障。随着当代环境法学的发展，环境伦理思想日益成为环境法学认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环境道德和环境法的关系成为环境法学的一对基本范畴。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既看到了自然环境要素不可忽视的作用，又强调人类在自然界良性有序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义务和责任，这样既尊重了自然界本身固有的客观演化规律，又维护了人类自身发展的长远利益，所以它一出现，就受到环境法学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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