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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生息繁衍的历史也是一部人类对自然崇拜、斗争、妥协的志录，人类与自然环境共存共荣又相互争斗、控制和奴役的历史不仅和人类文明同步发展，甚至可以追溯到人类诞生之前。进化论认为，由猿向人的进化，直接的外部诱因就是自然条件的变化，大面积森林的消失严重破坏了猿的栖息场所和生存条件，一味向森林深处躲藏已不能解决种群的生存问题，这促使一部分猿群走出森林寻找新的乐土。使用简单的石器或木器是人类这一物种有别于其他生物的根本性标志，它给人原始人群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新的曙光和希望，但是人类的生存空间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拓展，对自然环境的依赖仍旧是人类生活的主旋律，洪水、瘟疫等自然灾害每时每刻都在向人类展示其淫威，采集和捕猎致使动植物的种类和数量不断减少，牧业也受到草场面积、牧草质量、气候条件的制约，过度放牧导致人群不得不逐草而栖，到处迁移。这只是人类文明史中环境问题的萌芽。面对神秘莫测的大自然，除了对自然的服从和崇拜以外，人类也在运用自身独有的智慧，不断发掘改造、利用现存自然环境的潜能，为了自身的生存和福利，艰难而执着的前行。
在人类与自然环境这一对矛盾主体的互动中，人类面临着这样的选择，一是从根本上遵循自然演变规律，追求自身福利持续和渐进的增长；二是自恃对某些局部、阶段性自然规律的掌握，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大肆掠夺，以谋求物质财富的骤增。在人类思想史中虽然时时都有崇尚自然、追求天人合一的思想闪现，但是，坚信人乃万物之灵，人定胜天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却占主导地位，并且一直指导着人类的实践。
进入农业社会以后，种植业避免了采集与狩猎经济的食物季节性短缺之虞，固定的居所解除了寒冷与野兽的威胁，人类似乎进入幸福的天堂。但是，人类之所以能与其他生物区别，就在于他拥有其他生物不具有的自我意识，正如马克思所言：“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
一的。……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人类在运用自身潜
力改造、利用自然的过程中，也创造了人所持有的意识文化，“当自然的需求已得到满足的
时候，意志却要提出要求。”1为满足自己无限扩张的欲望，人类开始凭借常期积累的技能向自然和同类大肆掠夺、征讨。铁器的使用大大提高了人类改造自然环境和武装斗争的能力，大面积的森林、草原被开垦为农田，频繁的战乱灾祸使植物严重破坏、水利设施年久失修，甚至出于战争或政治目的，不惜人为制造环境灾难。这些行为造成了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盐渍化、原始森林消失等不可逆转的环境破坏。生态环境的恶化使古两河流域、古埃及都变成了贫脊、荒凉的不毛之地，它赖以存在的文明也都成了不可延续的文明。可见生产力的发展并未从根本上使人类摆脱自然的控制，相反，还要承受来自国家等政治力量的压力和阶级分层造成的不平等。
人类追求物质福利的增长最终依赖通过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实现社会财富的增加，要达到这一目的，除了技术革新之外，还会积极谋求社会平等，反对特权、压迫和剥削，而平等自由的社会秩序又可以迅速地提升人类改造、利用和驾驭自然的能力，而生产力的发展又要求和促进社会制度的变革。产业革命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奠定了经济基础，这一新兴的社会制度反过来又大大促进了产业革命向纵深发展。全球范围内的工业化浪潮一方面大大丰富和提高了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和进一步改造世界的能力，同时也给全球生态环境带来了致命的打击。对此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这一现象背后的思想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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