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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法制定后，政府在公开信息时就不能随自己意愿去公开，因为民众不仅需要知道政府取得的政绩，更需要知道类似像“虹桥跨塌案”这样的事件是怎么造成的，政府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以及应承担什么样的责任等。法律不可能只要求政府公开正面信息。因此，政府对信息公开法的制定可能持消极谨慎的态度。从实践来看，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五次会议连续两次有人大代表提出制定信息公开法的议案，皆未能获得通过，因为人大代表中有很多都来自于政府部门。
其次，传统文化为公开和保密的价值判断提供观念上的基础，因此传统文化对信息公开法的制定也会产生影响。大家可能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各国信息公开法的制定都受到政府的阻力，但阻力的大小不一样。同样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府，美国制定情报自由法时所受到的政府阻力要比英国小得多。这是由于文化背景不同。美国是联邦制国家，民主、自由的观念在政治体制中有较充分的体现；而英国长期处于王权的统治之下，再加上资产阶级革命不彻底，使得政治统治中更注重政府权威的维护，而神秘可以产生权威。这种倾向在保守党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英国保守党长期执政，而它在近几次的大选中，从未像工党和自由民主党那样向公众许诺制定信息公开法，这使得英国制定信息公开法时步履维艰。我国经历了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集权的统治时期。为了维护皇权专制，统治者强调的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种观念在政治统治中根深蒂固，以致一直影响到今天一些党政机关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再加上，社会主义新中国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以暴力革命的形式建立的，在新中国成立前，出于军事斗争的需要，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活动强调的是秘密；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维护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安全和利益，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进行，对国家机关在经济建设中的活动强调的仍是保守国家秘密。这就使得我们的党政机关长期以来养成了保密的习惯，相对来讲，对信息公开的意识就比较淡薄。观念上的阻力将成为我国信息公开法制定的一个主要因素。
（二）政府信息公开法在执行中将面临的问题
信息公开法主要规范的是政府信息公开的行为，该法制定出来以后，政府机关能否按照法律所规定的条件、程序进行信息公开，公民能否依法获得属于公开范围内的信息，也即信息公开法的立法目的能否实现，韩国的经验表明，这主要取决于政府的意愿和能力。
韩国《公共机关信息公开法》是在1996年底通过的，该法在实施过程中暴露出了许多问题，诸如：政府机关常常不适当地拒绝公众的信息公开请求，尽管公众的信息请求是那样的合理合法；许多政府机关无法列出适宜公众信息请求的文件清单；对信息公开法的置若罔闻和拒不执行，在韩国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常事等 。导致韩国信息公开法执行当中产生这些问题，既有政府的意志因素在里面（政府本身不愿意公开），也有能力因素在里面（想公开但心有余而力不足）。中国和韩国在历史上都属于“汉字文化圈”，有着大致相同的文化传统。我国信息公开法出台后，实施效果如何也可能受制于这两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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