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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计生政策在全县农村是普遍适用的，而且这也决不是该县的独创，据我的不完全了解，在中国农村可能大量存在着类似的计生政策。（至少我在临近的几个县中看到了相似的情况。）有如此弊端的计生政策在中国农村为什么能够长期存在呢？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了国家权力与乡土社会权力的碰撞。计划生育是一项自上而下的运动，本来是一项刚性的政策，在城市和非农业户口人群中得到了比较好的贯彻，并收到了很好的成效。但是在农村推广时却遇到了难以克服的阻力。而我国有80％的人口是农民，计划生育政策能否在农村执行，直接决定了该政策的本身的命运。但面对着强大阻力，而国家权力却处于“强弩之末”，计生政策要么在刚性中夭折，要么在压力中蜕变。基于对人口总量控制的偏爱，和使国家的政策在“表面上”的到遵行，地方政府选择了后者，这样虽使得计生政策变成了一种“四不象”，但却使之得到了较好的执行（尽管这种执行的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使政府的“权威”得到了尊重。我们所关心的是，这种“乡土社会的权力”何以如此强大呢？抛开所谓的“愚昧”、“法制观念淡泊”、“封建思想残余”等意识形态话语的、缺乏深刻的批判，我们可以看到农村的这种“愚昧”的力量有着深厚的经济、文化根基。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我国尚有很多农村，农民的物质生活条件相当落后。“日出而作，日暮而息。”，靠几亩地养家糊口，大半生的收入在赡养老人、抚养孩子之后几乎没有剩余。（即使不作这些事情，也没有多少剩余，因此把农民的贫穷归责于不讲计划生育是不切实际的。）农民与城镇居民的一个最大区别就在于没有养老保险，一旦年老，失去劳动能力，就失去了一切，只能依赖后代的赡养。千百年来农民的养老问题都是在这一循环中得以解决的。在农村，农民要想走出这片土地，实现“农转非”的梦想，（走上仕途或“吃工资”），“学而优”几乎是唯一可行的路线，但“金榜题名”毕竟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事实上，在偏远农村的教育条件和经济条件下，大多数人还将继续生活在这片土地上，靠体力劳动为生，这就体现出了男女性别的差异，尽管抚养的费用是一样的，但强壮的男丁总是能比孱弱的女性创造更多的财富。村里日子过的比较殷实的人家也往往是人丁兴旺的人家（男丁）。这样的事实就注定得出男女不平等的结论：生男孩能带来更大的收益，与“愚昧”相反，这恰恰是符合经济学规律的理性选择。关于赡养义务，法律的规定和政府的宣传都很明确：子女都有赡养父母的义务（即女儿和儿子的赡养义务是等同的），但千百年来“乡土社会”却奉行着自己的规则：儿子赡养父母，并继承遗产（往往是宅基地）；女儿出嫁赡养公婆，一般不继父母的遗产，这是一种不成文的契约。在过去，一般每个家庭都有儿有女，在这一规则下，嫁出女儿，引进儿媳，在利益上基本上是均衡的。但在表面上却形成了一种“儿子养老”的意识形态。只有女儿，没有儿子则被看作是只有投入，没有产出的赔本生意。依靠女儿养老，甚至引进“赘婿”在农村一直被视为“异端”，即使比儿子更好的尽到赡养义务，在情感上也是很难被接收的。因为这与普遍的游戏规则不相符合。（事实上，“赘婿”在历史上一直被视为异端，受到歧视，在古代，经常被作为服兵役戍守边疆的首要人选，所以，无论是出赘方还是入赘方都面临着强大的舆论压力和社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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