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法定主义是税法领域至高无上的基本原则，也是一国税收法治程度的衡量标准和努力方向，在某种程度上也是WTO体制对税法的最高要求⑥。但是在我国中央和地方分享税收优惠立法权的体制下，与税收法定主义显然还相距甚远：一方面中央关于西部开发的税收优惠制度层出不穷（仅2000年我国政府发布的有关西部涉外税收优惠的通知、条例就达十几份之多⑦），但又大多是宏观性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这给西部地方税收优惠攀比现象埋下了隐患；另一方面中央对地方政府的税收优惠立法缺乏监督，导致西部一些地方税收优惠泛滥。有鉴于此，国家必须强化税收法定主义，中央立法机关统一规定西部产业优惠措施的内容与形式，严格限定税收优惠幅度，而对西部地方的税收立法权则根据《地方税法》等形式加以严格限制，加强对地方税收优惠制度立法的监督和审查，以保证税收优惠的统一实施，维护和保障税法的权威。
　　(二)、统一内外待遇，实现公平竞争
　　在优惠结构上实现两个“统一”：一是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内外资企业在税收上实行双轨制是两者相矛盾的根源，这两个企业所得税在立法时间、背景、政策精神等方面均有差异，所体现的优惠政策也有所不同，而税收优惠的优化有赖于税制自身的优化，为解决优惠弊端的制度根源，我们应适时地统一两个所得税，应当按照平等原则，统一内外税制，对允许外国资本投资的地区和行业，不论是内资还是外资，应实行同等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公平竞争，使内外资企业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二是统一各类外商（包括我国其他省份的投资企业）的优惠政策，包括港、澳、台商和其他外商，对外商一视同仁，基本上消除地域歧视和国别歧视。 此外在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基础上，对税收优惠政策单独立法，也不失为可行之策，因为它有助于加强税收优惠的规范性、整体性和透明度，我们可仿效日本、新加坡等国制定专门的《税收优惠法》、《税收鼓励法》，以使税收优惠政策明确、系统、富有刚性，便于征纳双方理解、掌握和操作。⑦
　　(三)、转变涉外税收优惠的方式，实行税收优惠的多元化；
　　西部现行直接税收优惠虽见效快，透明度高，但由于是事后调节，手段单一，往往容易引起优惠攀比，直接减少政府收入。而间接优惠既能避开相关国家涉外税制的制约，使纳税人真正收益，又能降低税收成本（因为间接优惠往往影响的知识财政收入的均衡性，而不影响收入总量），同时他也能体现出税收的公平性和中立性。因此西部的涉外税收制度应转变优惠方式，以间接优惠为主，直接优惠为辅，同时实现西部涉外税收优惠多元化： 率先进行增值税的转型，综合运用减免税、税收抵免、亏损结转、加速折旧、再投资退税的各种税收优惠，提高税收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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