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主义与价值共识——911悲剧一周年随笔
王怡
【关键词】恐怖主义，价值共识，合法性危机
【全文】
曾经预言过亚洲金融危机的克鲁格曼，在安然事件后说，9.11什么也没有改变，但安然改变了一切。因为安然之后，必有更多的丑闻被揭露，人们“将对他们信任甚至崇拜的资本主义体系产生怀疑”。9月4日纽约市政府公布了一项关于911事件的经济损失报告。经估算到2004年底，恐怖袭击造成的损失将达到830亿—950亿美元。仅仅拘泥于这个数字看，911改变的东西对于全球政治经济秩序而言，就实在并不算多。
然而911事件之后短短一年，一面以美国为主导的反对恐怖主义战争持续高扬，得到了国际社会程度空前几乎一致的支持，这是半个世纪以来国际政治极为罕见的一幕。美英并积极谋求将伊拉克树为下一个拟打击目标。另一面，美国以强硬的姿态退出了京都议定书和导弹协议，并在全球化浪潮中带头推进贸易保护主义，增加进口钢铁的关税和出口农产品的补贴。事实上这些都发生在911的背景或者废墟之上。换言之，一年前惨绝人寰的恐怖袭击事件，无论作为一个事实还是足以作为一个象征，都已经深深的改变了这个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
如果将911恐怖事件看作以西方价值共识为基础的市场体制和单极化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在全球化之中，所遭遇的来自某种非主流文明和价值秩序的不值得原谅的野蛮打击。这种打击一方面和安然事件引发的华尔街系列丑闻一样，体现出某种现代价值共识的内在危机。建立在和平、民主和自由市场之上的某种现代价值秩序和文明模式，在今天是否依然具有与其全球化进程相匹配的刚健的意识形态的说服力？由于这一价值共识在西方国家自身所出现的某种“合法性危机”和西方之外多元价值论的盛行，911恐怖事件这一残酷悲剧，事实上证明了目前经济全球化的速度的确超过了西方国家所能提供的价值支撑的能力。因为全球化是需要“意义”来支撑的，而如哈贝马斯所说，意义是一种稀缺资源，在911之后，就变得更加稀有。
一个问题是西方国家自身遭遇到的关于晚期资本主义的批评。在经济持续增长的90年代，博格斯就指出美国政治已经迅速衰落，大公司权力的扩张和经济全球化的强势影响日益造成了“公共领域的非政治化”。利己动机通常被视为市场体制的活力。那是因为这种源自社会个体的利己动机会被整个市场秩序及其游戏规则安全的容纳。在传统的意义上我们相信这种容纳。但大公司的资本力量一旦溢出传统民主国家的市场空间，并高速膨胀成为甚至在经济指标上超过政治国家的实体。建立在传统市场之上的民主与自由的价值共识及其制度能力是否还能驾驭和均衡这种本质上野性的力量，就成了问题。市场已经开始缺乏一种关于整体价值的力量去制衡大公司的自利行为，就像国际社会缺乏一种力量将人类整体生态价值施加到美国的行为方式中去一样。今天的国际秩序是一种华勒斯坦所讲的“双歧状态”。市场体制及其意识形态，以及种种反市场体制及其意识形态的政治经济模式共存于世。全球化的速度一旦超过了价值共识的速度，带来的就只会是混乱和无序。如弗里德曼所说，你无法部分的改变交通秩序，因为那势必带来灾难。如果车辆都迫不及待冲上了路口，而红绿灯尚未统一，只会源源不断的制造车祸和仇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