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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仔细思考会发现，确认病人授权的自由和他人接受授权的自由并非完全意义上的“意思自治”。这里所存在的意思自治更多的是一种法哲学的作用，起着“形而上”的作用。具体体现在法条中，就是要用强行法规范：何种情形下才有授权的自由，何种情形下才有接受授权的自由，以及如何实施安乐死的行为，这些都不是随心所欲的（将在本文第三部分具体阐述）。只有在符合这些强行规范的前提下，双方才有“自由”达成协议。而真正的私法自治必须是在任意法规范居多的环境下，只要不违反公法，“私法主体自愿达成的协议优先于私法之适用，即私人协议可变通私法”。[注19] 而在公法中， 私人协议不可能变通公法。要在安乐死立法中设定“标准协议”——把授权者与被授权者之间的权利义务都明确下来，双方不得“变通”。双方唯一的“意思自治”是自主决定是否达成这个标准协议。而且，这个协议不同于私法中的协议的另一重要区别是，在民法中，一个合同，一份协议是“私人的”，达成以后，当事人各自按协议内容行事，只有当他们就此协议发生纠纷时，法律才出面干预。换言之，真正私法上的协议，只要不发生纠纷，它就不需要被法律所知道和干预。而规范安乐死的法律中的这份标准协议在达成的时候甚至在此之前，就必须为法律所知道和让公权力机构介入（这将在本文第三部分具体阐述）。因此，那种认为安乐死是纯粹的意思自治行为，进而否认安乐死合法化的观点是不能说服人的。
【注释】 夏强：《安乐死合法化探究》，《中国刑事法杂志》2001年第5期
苏惠渔 主编：《刑法学》（修定本），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页580-581
高铭暄、马克昌 主编：《刑法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2000年，页471
同前注文：《安乐死合法化探究》
王红漫：《安乐死问题立法进展比较》，《现代法学》2001年8月
储怀植：《美国刑法》（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页132
魏振瀛 主编：《民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2000年，页644
参见罗纳德·德沃金 著，刘丽君 译：《自由的法：对美国宪法的道德解读》一书的第五章“我们有选择死亡的权利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页186－208
张文显 主编：《法理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1999年，
页85-8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页82
同前注书：《民法》，页643，该学者提出：“生命权的内容包括生命安全维护权和生命利益支配权两个方面。”
关于是“天赋人权”还是“国赋人权”，我国著名法理学家、人权理论专家李步云教授2001年12月17日在中南大学作学术演讲时说得很精彩：人权不是你作为一个人生来就拥有的，而是国家给你的，如果国家不给你呢？——那你活该！
引自美国联邦最高法院1992年对家庭计划生育中心诉凯西一案的中心判决词。转引自前注书：《自由的法：对美国宪法的道德解读》，页203
同前注书：《自由的法：对美国宪法的道德解读》，页206
同前注书：《自由的法：对美国宪法的道德解读》，页189
同前注书：《自由的法：对美国宪法的道德解读》，页206
参见娄新洁：《论人身权的客体利益》，《研究生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内部资料）2001年第1期
江平、张洪礼：《市场经济与意思自治》，《法学研究》1993年第6期，转引自《江平文集》，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页180
同前注]书：《江平文集》，页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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