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获得的另一个启示，是由于市场博弈的推动力量，在重新等待国有股减持时机成熟的时间里，当局如果想要解决围绕庞大国有资产所遗留的难题。并不因这难题的解决给统治稳定带来较大的动荡，除了不断的把问题推迟之外，就必须加快改革政府决策和重大制度变迁的演进方式。放弃完全由高高在上的政府来制定一个企图使所有人和所有利益都能“多赢”的实施方案这样的国家主义的传统思路，而势必更多的依赖于市场机制，依赖于交易各方的参与和博弈，去找到一个适当的发现退出价格的机制。换句话说，由于传统的公共权力在多元利益格局下（公共权力本身也深深的介入在这一既有利益格局中），已经失去了一呼百应的支配整个经济生活的能力，所以公共权力如果不退场，或者说找不到一种让公共权力退场的方式，那么公共资产的和和气气的退场就根本无法实现，而必然将在开放的资本市场上遭遇后极权主义者无法封杀的如同义军一样的反抗力量。
去年的国有股减持方案里还有一项不大为人重视的举措，是组建包括财政部、证监会、劳动保障部等6个部委共同组成的“部际联席会议”，共同负责国有股减持方案的执行。这个联席会议的制度安排，也说明了国有股减持这一问题所处于的多元利益格局，其中也涵盖了各个部委责权范围内的部门利益。这一在中国政府架构当中崭新的但也可能是临时的制度，开始突破了国务院国务会议的垂直决策框架，而体现出部委之间进行制度化博弈的特征。
这种博弈的表现以减持国有股的名义为例来看，尽管国有股减持是一个高度复合的改革目标，但去年的减持方案却仅仅标明以“筹集社会保障资金”为目的。如果目标主要在此，那么几十个亿的社保资金和上万亿的市值流失相比，的确是因小失大。然而更重要的目的和诉求被掩盖在了“筹集社会保障资金”这一具有无比政治正确性并且可进可退的口号下。这显然是各部委妥协谈判的结果。而国务院这次宣布停止减持的理由之一，就是今年以来社会保障资金已经基本平衡。看来社保基金的筹集似乎只是一个短期的目标和利益需求。但两部委发言人宣布减持将可能采取将国有股份直接划拔给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的做法。这又说明筹集社保资金的目标依然是长期和重要的考虑。反正要放要杀，社会保障资金都只是一个并非最重要的幌子。但如果采取直接划拔国有股的方式，就真的仅仅只具有“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的单一功能了，它丝毫不能有助于解决被捆绑在国有股问题上的其他更加紧要更加复杂的问题。
去年10月，证监会绕过国务院、绕过“部际联席会议”而宣布暂停执行国务院暂行规定，也是一件颇值得玩味的事情。有人指出这不符合《
立法法》的规定，在行政法上是一个十足的违法行政决定。这看法固然对，却囿于表象。让证监会出头喊停，这一滑头的做法和打着“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的旗号减持国有股一样，都是当局留有充分余地的权谋。既说明中央政府对于面向市场的妥协心有不甘，放着一个卷土重来的机会。也说明了传统政治和现代政治的一个极大差别，即传统的统治者不在乎程序，而精于权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