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将“五德”简化为“三统”，即黑统、白统和赤统。他说夏朝是黑统，商朝是白统，而周朝则是赤统。这个模式是合法性的普及版本。董先生掌握到了形而上学的要领，就是简单明了，最好事不过三，才好教化四方愚民。冯友兰先生晚年曾说“法西斯主义正黑统，资本主义正白统，共产主义正赤统”。这就和那位泄露天机的高僧一般，对人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努力视而不见，还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一股脑都放入了自从盘古开天地的那个君权“道统”之中。言下之意，你闹腾得再凶，也不过是董事会换届。
　　
　　任继愈说“中国皇帝即位，诏书开首必以‘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开始”。冯友兰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大而化之的说“汉之后”皇帝的正式称呼都是“奉天承运皇帝”。此说并不确切，尽管自秦以来奉天承运的君权神授便成为改朝换代的合法性根基，但这句套词的运用却仅仅始于明太祖。以前圣旨并无这样的套语习惯，魏晋南北朝时，因天命转运实在太过频繁，皇帝的即位诏书中便开始出现“应天顺时，受兹明命”一语，如《晋书》帝纪三中的晋武帝即位诏，帝纪六中的东晋元帝即位诏等，都写有上述文字。从此直到唐宋，宣称天命所系的用语基本上都局限于皇帝的即位诏。如德宗即位册文中有“昊天有命，皇王受之”之语， 肃宗即位赦称：“朕闻圣人畏天命，帝者奉天时”云云。顺宗即位赦则说：“朕纂承天序”。但平常的赦令里却并没有轮番重申，以期达到谎言重复三遍就成为真理的宣传效果。
　　钱穆曾说，宋一代是相权衰微的转折，相权衰微的另一面则是皇帝个人奉天承运、政教合一的僭妄品质的不断膨胀。这在诏书的文字上也可见一斑。唐代相权极重，皇帝诏书都出自门下。到了宋朝，宋太祖到宋徽宗八位皇帝的即位赦文也还沿袭传统，均以门下置于篇首，开头就是“门下，天下之本”，有那么一点奎伦斯特来为小布什加冕的意思。但到了宋朝晚期（真宗以后），皇帝就越发牛皮哄哄，彻底抛开了门下省的传统，大多直接以“朕绍膺骏命”或“朕膺昊天之眷命”之类的用语开篇。这又有些类似拿破仑抢过皇冠自己戴上的味道。不过要从一个臣子手中抢几句套话来说，又实在是稀松平常的事。
　　直到元朝，诏书开头方才有了一套固定的用语，蒙古语的音译为：“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文言译作“上天眷命”。吴晗先生说朱元璋嫌这口气不够谦卑，便改定为“奉天承运”。
　　我查阅了二十六史，“奉天承运”四个字首次出现果然迟至《元史》附录中，李善长等向朱元璋进元史表，称“臣善长等诚惶诚恐，顿首顿首：钦惟皇帝陛下奉天承运，济世安民”。朱元璋还将议事大殿命名为“奉天殿”，手执一块玉圭，则上刻“奉天法祖”四个字。即位的头年，他自称曾梦游天宫，见到“道家三清”，又有紫衣道士授以真人服饰和法剑。朱元璋亲自撰写《御制纪梦》大加宣扬，为“奉天承运”制造呈堂证供，可谓不遗余力。这是因为明初的情形与汉初相似，都是流氓天子，彻底的世俗化。所以大乱之后，既要重塑合法性的金身，又要堵住后来者的绵绵不绝。
　　凡明清两代，“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的开场白，成为圣旨中一项根深蒂固的合法性道具。文字则稍有出入，如惠东县多祝镇黄狮村发现清朝咸丰年的两道圣旨，其抬头写的是“奉诣承允皇帝诏曰”。吴思先生提到明朝正德年间的一道圣旨真迹，开首则是“奉天承运皇帝制曰”。《西游记》中，唐僧手执的天子文牒，开篇便是“南赡部洲大唐国奉天承运唐天子”云云。可见明朝民间戏文，此话也早成为耳熟能详、敬而生畏的的皇家头衔。君主道统的合法性道具，历史上最有名的自然莫过于镌刻“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字的秦玺。这块玉玺历经天命辗转，直至隋唐，都被普遍视为“奉天承运”的跨朝代的合法性标志。有些像洪七公的打狗棒。一拿出来，立即光芒万丈。得到它，就等于得到了历朝帝王灌输其中的精血与功力。可惜久已失传，宋元以后就只剩下赝品频出。明弘治年间，也有人进献一个，但已经不吃香了，经大臣规劝后，被皇帝弃捐不顾。到了嘉靖八年，新制七枚宝玺，其中一印便镌刻为“奉天承运大明天子宝”。可见一项跨朝代的合法性道具要渐成气候何其之难，而一旦“去魅”就一文不值。比如今日，“奉天承运老婆诏曰”的调侃就已经随处可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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