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我们今天应该怎样树立对法律的信仰？法律怎样才能被信仰？法律规则或是程序、制度，包括那些所谓正义的符号和象征（法袍和法槌之类），本身是不足以唤起人们对它的信仰的，只有当法律与人们所信仰的事物发生了不可分割的联系时，只有当法律能够产生出某种社会效果、符合社会正义的标准和价值时，它才能得到信任、继而才能被信仰。只有公正的法才能被信任，而评价法律公正性（正当性）的标准，不仅是法律规则和正当程序，而且往往来自法以外的社会评价体系，例如宗教传统、道德、舆论、社会效果等等。
　　从信任到信仰往往需要借助某种超验的信念，然而今天，我们的法律从形成到运作中，似乎都没有了超验或先验的价值标准，无论是共产主义、儒家学说、自然法则或是社会通行的习惯，那么，对法律的信仰从何而来呢？民意和立法程序也许可以成为正当化的标准，然而，即使经过正当程序，如果法律的标准与社会民众的价值标准和正义标准相距甚远，当法律与情理永远处在冲突对立的状态时，民众决不会自然地产生对法的信仰的。而基于功利，在法律能给他们带来利益时，从民众到政府都会很高兴地将其视为一种工具；反之，如果法律不符合其利益时，他们就会自然地采取规避甚至抗拒的态度。久而久之，法可能就只剩下了“力度”和规则，成了被法律家们玩弄于股掌之上的技巧，成了书本上的教条，成了单纯获取利益或权力运用的工具或武器。
　　在西方，法律的信仰来源于宗教传统。道德与宗教并非同一种社会规范，但二者之间却有着天然的联系。“惯常的公式是，法律最终以道德为基础，道德最后建立于宗教之上”[10]。道德是法律与宗教之间的桥梁，没有宗教的堤坝，道德难以形成势能，一旦失范，往往一溃千里。而没有道德基础，法律就会显得苍白无力；同时，法律又是道德的最后防线。中国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或国家宗教，由于儒学主张的道德伦理教条同时兼有宗教教义的意义，故被称之为“儒教”。中国法与宗教似乎并没有多少联系，但如果按照伯尔曼的看法，中国法也同样有着其信仰基础，那恰恰是指儒家的道德伦理教条。换言之，在中国，被神圣化的道德本身，兼有宗教的功能。或许，今天我们要树立对法律的信仰，必须首先从找回我们的道德开始，尽管道德的重建比法制的建立更加艰难。
　　法与道德的关系是法学的一个永恒话题。没有人否认它们的本质区别，但二者之间的联系也同样是不容忽视的。《牛津法律大辞典》是如此论述法与道德的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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