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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问题是，既然这些社会资源的处置与分配直接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那么农民理应关注这些资源分配的公正，理应积极参与影响分配过程，那么农民又为什么会轻易在一些小恩小惠面前出卖选票将一个并不称职的人推到村长的位置上呢？法国学者托克维尔在考察了美国的民主制度后指出：“乡镇自治的传统是美国公民自由精神的源泉。乡镇是自由人民的力量所在，乡镇组织之于自由，犹如小学之于授课，乡镇组织把自由带给人民，教导人民安享自由和学会让自由为他们服务，在没有乡镇组织的条件下，一个国家虽然也可以建立一个自由政府，但它没有自由的精神，片刻的激情，暂时的利益或偶然的机会可以创造出独立的外表，但潜伏于社会肌体内部的专制也迟早会重新冒出于表面。”联系我国的基层民主实践，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一论述是深刻的。在我国，一些势力之所以能够操纵选举就是因为这种内部专制因素潜伏于社会有机体当中的结果，选民之所以出卖选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村宗族势力的强大和选民的畏惧心理。正象党国英博士指出的那样：农民在日益膨胀的乡村权势阶层博奕的过程中，力量对比十分悬殊，农民尽管人数众多，但组织程度很低，无法于乡村权势阶层抗衡。延续几千年的文化心理结构在农民心里根深蒂固，即使这股势力借助权威的力量推行一己私利，欺压百姓，破坏选举，我们淳朴善良的百姓也只会默默地承受而不去抗争，即使有一些人为了自己的权利去抗争了，也会在强大的宗族势力的打压下最终变得无声无息。农民在这种状态下参与选举，得到的只是民主的外衣，实际上却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说农民怎么行使自己的权利是因为长期以来中国农村中民主传统太少而无法在短期内建立民主传统的话，那么一些选民以选票作人情送给那些将来可能登上权力宝座的人以求其权力荫蔽的做法，便只能看作是传统文化心理对现代法治基础的颠覆。我们不能否认，实际上，在候选人博奕的同时，选民们也在进行着一场博奕，他们都在计算着选举后自己的得失，他们在选举时担心日后受到政治报复的心理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他们对内心真实意愿的表达。最后，导致对于权利的淡漠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农村民主传统的缺乏。我们的农民长期以来习惯了戴着镣铐跳舞，一旦打开了镣铐，赋予他们自主的权利，他们反而手足无措，不知如何动作了。民主不能建立在没有经验的传统之上，面对这一现实，我们只能在参政议政的过程中一点一点地培养其民主意识和公民意识。著名学者王斯福曾经提出“农民抑或公民”的著名命题，应该说现代公民意识的缺乏是选举制度和民主观念无法深入人心并既而成为农民一种生活方式的深层障碍，公民意识一日不形成，则权利意识一日不存在，权利意识一日不存在，选举就只能成为权力博奕者掩盖其丑恶伎俩的遮羞布，选票就只能成为他们暗箱操作的筹码，而选民自己将再一次在民主的名义下成为名义上的主人，他们将放弃自己神圣的权利而为自己戴上沉重的镣铐。可是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能够看到令人鼓舞的一面，《南方周末》关于中国城市社区民主选举的实践就让我们看到了一线曙光：在柳州市柳南区所进行的直接选举试点中，人们发明了透明的投票箱，以防止在投票之前箱内就有选票和点票时箱内还留有选票；在其他一些地方，民主的程序问题也正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选民们在选举中使用了国际通用的用布帘子遮挡的秘密划票间，这在中国也是第一次使用，可见，在民主的亲身参与和实践当中，人民正在发展着自己的民主意识和民主能力。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各种利益关系和利益团体的逐渐进入社区，以及现代商品意识和权利意识的逐渐深入人心，一种崭新的格局也将会逐渐地形成，关注个人权利的现代公民将拥有越来越大的话语空间和权利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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