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律思想史分期问题商兑-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以上系属荦荦大端。除此而外，杨氏认定的“欧美法系侵入时代”，所为概括，似也未属妥贴。因为，这一时期，固然有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欧美法律文化的撞击和冲突，特别是中国人民为反对和要求废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所谓“领事裁判权”而进行的斗争，但同时更有诸如守旧派与革新派、礼教派与法理派等派别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而这些未必都是直接由“欧美法系的侵入”所造成。因此，单纯用所谓“侵入”来概括近、现代法律思想的发展状况，显然不确。这也是时代划分方面的一个重要问题。
　　上述问题本来都是十分明显的，可惜在此以后并没有受到学术界的充分注意，新中国建立之后，和其他的许多部门一样，社会科学研究，一律“以苏联为师”，法律史学也不例外，一开始就被包容在“国家与法权历史”学科当中。“中国法律思想史”或“中国政治与法律思想史”的分期，完全比照苏联同类学科的模式，以奴隶制时代、封建时制时代、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作为划分的界限，因而往往使人难于辨清其间的发展脉络。80年代初期，我与张国华教授合作主编的《中国法律思想史纲》（上下册）（4）一书，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这种模式的影响。当然这是应由我们自己负责的问题。
　　二
　　在讨论一个民族法律发展进程的时候，我们必须同该民族整个文化的演进、特别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水平的演进，密切联系起来。就法律文化或法律思想的演进而言，则除此以外，在各个不同国度、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时期，还必须同该国度、该民族、该地区、该时期特定文化演进的程度和特点，包括政治经济状况和学术思潮（氛围）的特点，联系起来作通盘的考察。基于这一总的原则，现特就管见所及，对我国法律思想的发展试作如下六个阶段的划分：
　　第一，萌生时期。这个时期一般认定为原始社会末期分别以黄帝、蚩尤等为部落联盟首领的传说时代。根据有关历史文献所载传说与考古所获资料印证，当时，在古老的神祗观念和部落意识的支配下，随着部落联盟的出现和适应军事征战与维护传统祭祀的需要，逐渐萌生了具有一定强制力、甚至包括某些处罚方式在内的社会行为规范。这种原始的社会行为规范逐渐形成习惯，为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神判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准备了条件。《尚书·虞书·舜典》所谓“命皋陶作刑”等，可资参证。
　　
　　当时的奴隶主贵族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在意识形态领域，主要是利用君主“受命于天”的神权思想和以“亲亲”、“尊尊”为指导的宗法、等级原则作为统治工具。此后随着阶级斗争的激化和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的出现，法律上即以这两种思想为主宰，神化当时的阶级统治，把体现奴隶主阶级意志的行为规范美化为神的（或上天的）意志，把对战俘、奴隶和违反社会行为规范的人的惩罚神化为“天讨”、“天罚”，从而形成了后人所称的神判法或神权法。到了西周，神权思想开始动摇，著名政治家周公姬旦汲取商代末年统治者暴虐无道遭致覆亡的教训，强调“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诗经·大雅·皇矣》），倡为“礼制”，在法律方面采取“明德慎罚”（《尚书·康诰》）的方针和德刑并用、反对滥刑等一系列明智的政策，于是开始形成了中国法律史上由野蛮走向文明初期的法律思想。
　　第三，争鸣时期。约当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的春秋、战国时期，亦即公认的中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这一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提高，奴隶起义和国人暴动的不断兴起，出现了“乱崩乐坏”、政治权力下移、诸候异政、学术思想上异彩纷呈的“百家争鸣”的局面。在法律思想方面，以儒、墨、道、法四家为代表的各家各派各抒己见，纷纷就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法律与时代需求、社会经济、国家政权、伦理道德、风俗习惯乃至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等等基本问题，发表见解，其中很多都超越前人，大大丰富了古代中国以至世界法学的内容。其中，儒家以孔丘、孟轲、荀况为代表，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和司法原则，维护“礼治”，鼓吹“德治”，提倡“人治”，继承西周以来的“明德慎罚”思想，主张实行“德主刑辅”、“宽猛相济”的政策。这些思想，对于秦、汉以后的封建社会，发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特别是荀况既“隆礼”又“重法”的主张，使儒家法律思想更适合于新的封建统治的需要，对于汉初期以后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墨家以墨翟为代表，以“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兼爱上·法仪》）为标榜，要求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财产的所有权，实行等价交换、互惠互利。这些思想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的公平、平等思想和对具有极大权威的“周礼”敢于批判的精神。墨家提出的关于要求公正审判、罪刑相称及以利民为指针的经济立法等思想，都不失为古代法律思想中的精粹。道家以老聃、庄周为代表。他们崇尚“天之道”，主张效法自然，反对违背自然的一切入定法。老聃强调统治者必须摒弃人定法，采取与民休息的“无为而治”的方针，造成一种“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进而摒弃包括法律在内的一切国家机器及其规章制度。道家的后起者庄周，从消极方面进一步发展了老聃的思想，主张绝对无为，否定包括法律在内的一切文化和道德，追求不受任何约束的绝对自由。道家的法律思想中除了此类法律虚无主义的糟粕之外，也自有其积极的一面。它的关于反对过重的剥削和压迫，要求不过分干预人民生活的主张，曾在战国中、后期同法家的某些观点相结合，形成被称为“黄老学派”的法律思想，在汉初和唐初的政治生活中发生重要的影响。法家先后以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和韩非等人为代表。他们和儒家主张“礼治”的观点截然相反，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认为法律是公平、正直的客观标准，是衡量人们言行的是非、曲直、功过，并据以施行赏罚的尺度和人人都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他们还从人性论出发，认为人皆具有好利恶害之心，极力主张用严刑峻法狠狠打击奴隶主贵族和加强对人民的统治。为了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他们强调“以刑去刑”、“以杀去杀”，使法律成为封建统治者手中专事镇压的工具。这些思想虽有许多精粹的内容，但它的各种糟粕对后世产生了恶劣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