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述，这些办法都适用于司法官吏。但范仲淹对于法吏的选拔、任用和考核，仍寄以特别的注意。例如他对于过去真宗皇帝赵恒尽心于“内则举执法之吏，外则创按刑之司”的作法备加称颂，而且认为当时在教化方面未能象过去那样对刑名之用心，乃是一个很大的缺陷。至于一些缙绅先生认为“按刑之司无益于外”的议论，他更理直气壮地给以反驳。他说：“今缙绅之间，多议按刑之司无益于外，亦思之未深耳。如得其人，纠察四方，绝斯民之冤，协先帝之志，岂无益乎？得人而已，不可谓川之既平，可坏其防也”，（32）这说明他不仅一般地重视对法吏的考核，而且力主组织考核司法工作的专门班子去纠察四方。所以，我们应当看到作为一个封建官吏，范仲淹远不是一个坐而论道的口头改革家，而是颇具有一点求实精神的。
　　四、加强司法监督，正确定罪量刑
　　范仲淹认为，当时“天下官吏明贤者绝少，愚暗者至多”。一般司法官吏是“民讼不能辩，吏奸不能防，听断十事，差失者五、六，转运使提点刑狱但采其虚声，岂能遍阅其实？故刑罚不中，日有枉滥”，而作为上级司法部门的审刑大理寺，“又只据案文，不察情实，惟务尽法，岂恤非辜？或无正条，则引谬例，一断之后，虽冤莫伸。或能理雪，百无一、二。其间死生荣辱，伤人之情、实损和气者多矣”。（33）他感到这种情况是严重的：古时曾有所谓“一刑不当，三年大旱”的说法，何况现在断刑枉滥的现象遍及于天下呢？所以，他除了在司法官吏的选拔、任用、考核诸方面提出改革办法外，还力主加强司法监督，要求朝廷下诏，规定“天下按察官专切体量州、县长吏及刑狱法官：有用法枉曲，侵害良善者，具事状奏闻，俟到朝廷，详其情理，别行降黜”。（34）并建议采取以下各项具体措施：
　　（一）规定办案的原则。
　　办案时首先要求园其“情理”，审其“刑名”。对于“情理不园、刑名未审”，即事实不清、罪名不当的案件，必须重新“遍阅其实”，弄清事实真象，然后正确地确定罪名。例如官吏私自挪用“公使钱”的案件，适用“监主自盗之法”，便是“法之一弊”；（35）因管理河道交通（桥梁）不善造成损失的案件，系属“公罪”，按“私罪”审理，也属于法不合。
　　（二）严格限制“类推”的适用。
　　针对前述办案“或无正条，则引谬例”，以致“用法枉曲，侵害善良“的错误作法，他认为必须坚决加以纠正，而关键是纠正滥用类推的现象。其办法：一是要求朝廷选派辅臣一员兼领审刑大理寺的职务，“以慎重天下之法令”；二是要求“检寻自来断案及旧例，削其谬误；可存留着，著为例册”；（36）以后断案如遇法无正条的情况，即据以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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