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降处分”如此。“内降除官”亦复如此。所谓“恩幸多以内降除官，非太平之政”，（22）就是他的看法。由此可见，范仲淹在法制方面主张限制君主专断、要求上下一体守法的思想，不但十分明确，而且贯彻到许多方面。毫无疑问，如果真能按照这种意见作去，对于健全和加强封建法制，是有重要意义的。但是，封建法制的本身，决定了它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就范仲淹而言，他没有想到要因此而动摇封建法制的基础，也是不言而喻的。
　　三、培养和拔擢贤才，慎选法吏，杜绝奸邪
　　范仲淹认为过去的圣哲明君，其所以治绩卓著，关键无不在于搜求得到杰出的人才以为辅佐。所谓“天下治乱，系之于人，得人则治，失人则乱”；（23）没有不广求俊义而能把国家治理好的。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他认为要改弦更张，关键同样在于改革不合理的人事制度，纠正那种有才德的人得不到任用和缺乏才德的人却充斥政府的现象。因为这种现象的存在，使官吏大都空占着职位，白享着俸禄，上焉者还只是尸位素餐，下焉者则还要祸国殃民；而能够为老百姓谋福利的“良吏”，却百无一二。这样，便造成了“天下赋税不得均，狱讼不得平，水旱不得救，盗贼不得除”（24）的恶果。针对这种情况，他提出了实施一整套培养、选拔、任用、考核包括司法官吏在内的所有官吏的制度，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大力培养和选拔人才。
　　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他在上宰相吕夷简论制举书中说：“夫善国者莫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劝学；劝学之道，莫尚宗经；宗经则道大，道大则才大，才大则功大。盖圣人法度之言存乎《书》，安危之机存乎《易》，得失之鉴存乎《诗》，是非之辩存乎《春秋》，天下之制存乎《礼》，万物之情存乎《乐》。故俊哲之人入乎《六经》，则能服法度之言，察安危之几，陈得失之鉴，析失非之辩，明天下之制，尽万物之情。使斯人之徒辅成王道，复何求哉？”（25）这一段话清楚地道出了他所主张的关于培养人才的方向、规格和途径。至于具体的作法，就是要“开学校、设科等”，特别是要在“命试之际，先之以《六经》，次之以正史，该之以方略，济之以时务”；以期不但做到“政无虚授”，保证培养和选拔出“天下贤俊”，“为我器用”；而且做到“斯文丕变”，代不乏人，即起到储备人才的作用。（26）
　　（二）改进并厉行考核官吏的“磨勘”制度。
　　“磨勘”，是考课文武官吏的功过行能以决定升降的一项制度。他认为当时实行这种制度的情况是不好的：“文资三年一迁，武职五年一迁”，“不限内外，不问劳逸，贤不肖并进”，（27）甚至“知县两任例升同判，同判两任例升知州”。（28）结果贤者兴利去害，日夜辛劳，遭到嫉忌和挤陷；而不肖者素餐尸禄，无所作为；虽然为人所不齿，却可三年一迁，坐政高官。这不但不能策励先进，而且还会使人们因循不复奋发，害了国家和人民。有鉴于此，他在天圣六年《答手诏条陈十事》的奏议中，提出了系统的改进与厉行“磨勘”制度的方案，建议“臣僚有大功大善，则特加爵命，无大功大善，更不非时进秩”；凡属特殊的情况，例如“有高才异行，多所荐谕，或异略嘉谋，为上信纳者”，可由特恩改迁，不受“磨勘”的规定限制。又如“外任善政著闻，有补风化，或累讼之狱，能辨冤沉，或五次推勘，人无翻讼，或劝课农桑，大获美利……”等等，也都可在列状奏闻之后并予改官，不受“磨勘”的限制。（29）这样，就使这项制度的实行，能够根据实际情况，做到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了。另一方面，派遣贤明，巡行诸道，以“兴利除害，黜陟幽明”；对于“诸道、知、州、同判耄者、懦者、贪者、虐者、轻而无法者、堕而无政者”皆可奏请黜降，（30）使郡、县长吏一变其人，以新天下耳目。这一点他在《奏灾异后合行四事》的奏议中，提得更为明确。他建议说：“委天下按察史省视官吏：老耄者罢之；贪浊者劾之；昏懦者逐之；是能去谬吏而纠慢政也”。（31）作为“磨勘”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办法显然更具有雷厉风行、立竿见影的作用。应当认为，这些办法都鲜明地体现了他对改革的坚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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