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却声称，法律要求行为人的行为必须具备主观动机，而这必然需要体现在行为人意志的外部表现上。癫痫病人纯粹条件反射或者抽搐之肌肉运动，根本不具有法律上的意义。如果被告的行为是一种非理性和无法控制行为的外在表现，那么它显然就不具备侵权行为法中行为的法律含义。格拉斯大法官否认了被告的这种观点，他宣布：虽然初审法院认定被告不能够作出理性的选择，但是也认定被告的确能够作出偏执和疯狂的决定。理性选择并不是必须具备的要素，即使一个精神病人的理由和动机完全是非理性的，他也可以故意地侵犯他人的利益。格拉斯法官同时还认为，被告的供述也存在着冲突。在医院的时候，被告对警察说他的岳父是个大酒鬼，这就是他拿酒瓶砸他的理由。被告说他要让他的岳父为坏习惯付出代价，让他认识到所犯的错误。被告还说自己是一个超人，可以让自己的床飞到窗外去，甚至还有权力决定这个世界的命运。但是，当他接受波登医生检查的时候，被告又宣布自己相信岳父是红色中国的特务间谍，岳父不仅想杀死他，而且还想伤害他的孩子。所以，被告声称，他杀岳父是为了正当防卫。基于这些情况，格拉斯法官说：被告在实施殴打和枪杀自己岳父的行为的时候，这种行为具有法律上的行为的含义，这种行为里包含的主观要素，表现为“对一种实质肯定性结果的希望”。被告承认自己想惩罚和杀死波先生，因此，我们可以认定被告具有殴打和枪杀波先生的主观故意。
最后，格拉斯大法官总结到：因为被告精神失常的缘故，他不能构成刑事上的故意，由此他不能对波先生的死承担刑事责任；但是在民事侵权责任方面，主观故意并不是诉讼上因果关系的根本要素。
康尼狄克州最高法院终审结论是维持原判，驳回被告的上诉。
解读
１．本案件道出了美国法的一个基本规则，这就是：精神病人的精神错乱本身，不能成为豁免于侵权行为责任的一个理由。
２．在普通法国家，法律并不完全免除精神病人的责任。这里的关键是要求被告具有某种程度上的故意，比如被告必须作出了某种行为，必须知道他行为的性质，但是并不要求他知道他的行为是错误的。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典一般豁免精神病人的责任，比如德国，但是有的国家也有例外，比如在墨西哥：如果监护人不存在责任，那么无行为能力人要承担责任。
３．对于被告的主观要素，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存在着程度上的区别，
刑法的要求比民法的要求要严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