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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还考虑到了环境的作用。他认为，美国政府比较廉价，与美国的环境有关。法国政府有很多债务，是因为遭受了两次侵略；法国的地理位置需要法国维持庞大的军队，军舰有300艘。而美国远离欧洲列强，只有6000名士兵，52艘军舰。不过，这一点现在也过时了，美国现在是世界上军费开支最多的国家，而且还企图承担保卫全世界的任务，当世界警察。出现这一新的局面，有许多原因，如技术进步克服了地理的障碍、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经济基础，美国宪政制度没有限制美国联邦政府的外交权力等，都是适当的解释。
经过仔细分析，托克维尔对美国民主政府的财政做了总结性的评论：一是美国民主政府存在着浪费：美国各州政府没有什么首尾一贯的计划，对雇佣的人也不经常进行监督，所以他认为，美国各州政府“必然要浪费纳税人的金钱，或在一些事业上花费了不必要的金钱”。
二是美国政府的治国方式是合情合理的，但是耗费过大的：“忠实于选民的政府，却在付出巨大的努力去满足社会下层阶级的需要，为他们敞开监督政府的大门，在他们中间普及幸福和知识。它使穷人温饱，每年拨付巨款创办学校，对每项服务均付报酬，使小人物也能得到良好的待遇。”
三是美国政府的财政是有利于穷人的：“穷人在管理公共事务和掌握国家的财源，……国家支出有利于穷人，所以国家经常增加新的开支。”
最后，托克维尔认为，“美国人的民主政府并非象人们有时想象的那样是一个吝啬的政府；……美国人民一旦遇到严重困难，美国的税收也将达到与大多数欧洲贵族国家或君主国家一样的高度。”
四、政治腐败
在任何国家，不管是专制的、贵族的还是民主的，腐败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托克维尔认为，民主政府腐败的可能性比贵族政府还要大，因为民主国家的公务人员都是穷人，希望发迹高升，对金钱的欲望很大；而贵族政府的工作人员都是富人，贪图权势，金钱的欲望不大。所以，托克维尔没有听说美国没有人用钱买官做，但他“总是对公务人员的廉洁表示怀疑”。托克维尔经常听说的是，美国的官员“依靠卑鄙的阴谋和应受谴责的手段而获得成功”。托克维尔的结论是：“如果说贵族政体的主政者偶而试图学坏，那末民主政府的首长则自动变坏。在前一种情况下，学坏的官员使人民的道德受到直接打击；在后一种情况下，变坏的官员对人民的思想意识发生的影响必将更为可怕。”
民主国家有一种倾向使得托克维尔很是担心：“在民主国家，当上国家首脑的人差不多总要受到使他感到不快的怀疑，所以他会利用某种办法由政府来保护他被指控的罪行。这样，他就为尚在同恶进行斗争的善提供了危险的榜样，使被掩盖的恶披上了光荣的外衣。”在20世纪，美国的总统总是被怀疑做了坏事，不管是尼克松的水门事件、里根的伊朗门事件，还是克林顿的拉链门事件，都说明了这一逻辑：人们怀疑总统干了坏事，而总统试图违法利用行政权力掩盖真相，结果总统因掩盖真相而犯了更大的错误。
托克维尔认为，在民主制度下“值得害怕的倒不是大人物的缺德，而是缺德使人成了大人物”。他具体地说明了这一点：“在民主制度下，一些普通公民看到他们当中的一个人没有几年就从无名小卒爬到有钱有势的地位后，必定吃惊和眼红，并在心里琢磨昨天还与自己一样的人为什么今天有权领导他们了。要把这个人的发迹归因于他的才德，那是令人不痛快的，因为这等于承认自己的才德不如人家。因此，他们便到这个人的某一劣行中去找主要原因，并且经常认为这样做是对的。结果，在卑鄙和权势之间，在下贱和成功之间，在丢脸和实惠之间，便出现了可悲的概念混乱。”
托克维尔对民主与腐败的论述，说明了民主不一定能够清除腐败，而且很可能使得腐败更加普遍，有时候更为明目张胆，而专制国家的腐败还经常是暗中进行的。19世纪末，美国政治普遍腐败，连一位总统也成为政治腐败的牺牲品，迫使美国在制度上做了很大的努力才真正控制住腐败。一些不成功的民主国家的实践也表明，民主制度并不一定能够根除腐败，印度和尼泊尔都是腐败的民主国家的典范。民主国家如何清除腐败，托克维尔没有说，但可以根据托克维尔的逻辑推理出一些办法：比如政务公开等。当然，这是进一步需要探讨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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