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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服问题上，托克维尔认为，官员需要有权力，但并不一定需要制服。托克维尔明确地表达了对美国官员的偏爱：“我想象不出哪个国家的官员会象美国公务人员那样作风朴实，平易近人，问话时亲切，答话时和蔼。我喜欢民主政府的这种自然作风，我在这种重视职责甚于重视职位、重视人品甚于重视权力外表的内务官员身上，看到了我所钦佩的男子汉工作作风。”而对于法国公务人员身着制服，却表示了极端的讨厌：“当我看到我国的一些官老爷粗暴待人或挖苦人，耸一耸肩膀表示反对，或以得意的微笑下达指示时，我真想剥下他们的制服，一直剥到露出他们作为一个公民的真正模样，看这能不能使他们想起人类应当受到尊敬。”美国的官员没有制服到处尊敬人并受人尊敬，法国的官员身着制服到处耀武扬威却受人鄙视，这除了与人品有关之外，政治制度的差异是非常关键的。
薪俸问题在当代社会似乎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但在从贵族社会走向民主社会的治道变革时期，却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托克维尔认为，民主政治下的公务人员需要领取薪俸，如果没有薪俸，从事公务就会成为贵族的特权。托克维尔甚至把这一问题提高到了政体的高度：“如果一个民主共和国把公务人员的薪俸制改为无偿制，我可以十拿九稳地推论，这个国家正在走向君主政体。而在一个君主国开始实行公务人员的无偿制时，这一行动无疑是在走向专制政体或走向共和政体。”
与制服和薪俸问题相关的就是任职期限的问题。在早期民主国家，所有公务人员都是选任的，因此托克维尔说：“在一切方面都实行选举原则的国家，严格说来没有终身公职。人们就任公职，多半出于偶然，任何人也无法永久保住职位。当每年进行一次选举时，情况尤其如此。”
公职缺乏稳定性，使得就任公职的人难以成就大志，也难以稳定地积累自己的才能，难以吸引有才能的人士出任公职：“在平安无事时期，公职对野心的诱惑力不大。在美国，混迹于政治圈子里的人，都是抱负不大的人。怀有大才和大志的人，一般都远离政治而去追求财富。由于觉得办不好自家的事业而去负责领导国家事务的，倒是大有人在。”所以，美国公务人员中缺乏人才，“平庸人士之所以有很多人担任了公职，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和民主的不良选择。在美国，即使卓绝的人士希望当选，我也不知道人民会不会选举他们，但我肯定他们不会出来竞选。”托克维尔认为，这与美国的民主政治有关。我认为，这可能与美国的实际情况和民情也有关系：在美国，政治并不占据最重要的地位；政治并不是一切；公职的级别并不表现一个人成就的标准。
最后，我想补充说明的是，由于时代的变化，托克维尔所讨论的这些问题都有些过时。对于公职任职期限的问题，有些新的资料也需要进一步补充，比如19世纪末期开始，美国开始实施公务员制度，公务员的任职是终身的，以保证行政工作的稳定性，并吸引学有专长的人从事公务。最近公务员职位保障受到了一些挑战，但基本的制度已经成形，也彻底改变，也并非易事。有关制服和薪金问题，现在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不过，对中国来说，制服和薪金依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中国有太多的执法官员穿着制服；至于薪金问题，则与腐败联系在一起。另外一个中国式的问题是，在非民主时代，作官是当老爷，在民主时代，作官是否就一定要当“公仆”呢？我想托克维尔会说，当老爷不好，当公仆也未必好，常人最好。
谈完公务人员，就开始谈行政官的专权。托克维尔认为，一个人独裁的专制政府和多数统治的民主政府，其行政官都有很大的权力。原因是专制者和多数都认为他们可以随时收回行政官的权力，而民主国家行政官的权力还要大于专制国家的行政官。因为在专制的国家，君主可以立即惩治他所发现的一切犯法行为，但他不能确信自己可以随时发现应予惩治的一切犯法行为。而在民主国家，实行政务公开，监督者众多，不仅可以随时收回权力，而且还可以有效地监督行政官。所以，美国行政官的权力大于欧洲君主国行政官的权力，一般来说，“只向他们指出应当完成的任务，而方法则由他们自己选择。”美国新英格兰乡镇的行政委员会负责提出陪审员名单、可以禁止酒店把酒卖给酗酒者。托克维尔认为，这样的权力要是在法国，是不可想象的，其后果是极其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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