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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民法》的内部结构不仅建立在《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和《政治自由主义》的基本主题之上，而且还包含了这两部著作之间的变化与区别，以及在万民法范围内对“公平的正义”和“政治的正义”这两个主题的限制和修订。《正义论》所假定的与公平的正义相联系的秩序良好的社会是一种非现实的理念，它的所有公民都是基於某种完备性的学说来认可公平的正义观念的。用罗尔斯的话说，他“致力的是把洛克、卢梭和康德所阐释的传统契约理论普遍化，使之达到一种更高的抽象体系”（罗尔斯，1971）。与此不同，《政治自由主义》所要处理的，是在多元的现代民主社会中各种互不相容但却合理的学说和信念之间的关系。这些学说和信念中的任何一种都无法获得公民的普遍认可。“政治自由主义假定，出於政治的目的，合理的然而却是互补相容的完备学说的多元共存，乃是立宪民主政体的自由制度框架内人类理性实践的正常结果。”（罗尔斯，1993）即使存在不合理性的、非理性的、甚至是疯狂的完备性学说，政治自由主义也决定去包容它们，以使它们不至於削弱社会的统一和正义。如果民主社会是一个持久地存在各种宗教、道德和哲学歧异的社会，那么，“正义的共识”就不可能是一种实质性的观点、信仰或理论，而是一种“重舼的共识”（overlapping consensus），即它能被各种不同的、甚至相互冲突的信仰、道德和哲学所接受或核准。
作为自由主义的政治正义观念在国际领域的扩展，万民法同样需要处理“公平的正义”的两个基本原则（平等自由原则和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但适用於这两个基本原则的主体发生了变化，即不再是民族国家内部的个人主体，而是当代世界的社会—国家共同体。＜万民法＞的核心问题是：秩序良好的自由社会与秩序良好的非自由社会如何共处，并遵循一种合理的万民法。罗尔斯所说的秩序良好的社会是和平的而非扩张的；其司法体系能够为人民认可并有其合法性；尊重基本人权。符合这三条原则的不仅是秩序良好的自由社会，而且也包括秩序良好的等级社会，因而这三个条件并不要求某一社会是自由的。＜万民法＞的更深的目的，在於用政治自由主义的宽容原则处理自由社会与非自由社会的关系，因此，万民法是政治自由主义的推论方式的延续。换言之，政治自由主义从一个假设的封闭自足的自由民主社会状况出发阐释普遍的自由观念，并指出这一观念只包含政治价值而非全部生活，这一点对於万民法完全适用。罗尔斯清楚地意识到，如果不能用一种令人信服的方式把这一观念扩展到不同社会之间的关系，并产生出合理的万民法，那么自由主义的政治正义观念就只能命定地限制在自由社会的政治制度及其文化之中。这也就意味著，如果“政治的正义”的诸原则是从自由社会的状况中推出的，而不是某种完备性的学说，那么，万民法的基本原则也不能从某种特殊的实质性观点发展而来，而应该坚持一种建构主义的方式。正如“政治自由主义”一样，按照这种原则建立起来的万民法能够容纳不同的完备性学说、宗教和信仰，而且不同文化、宗教和完备性学说共存的状态正是万民法的基本特征。
万民法与国家法以及国际法的区别是明显的，但它的设置方法与国内正义原则的设定方法没有很大差别，即都必须从一种带有一层“无知之幕”（the veil of ignorance）的“原初状态”（the original position）的假定中产生，这种“原初状态”作为一种代表设置预设了对於各派都公平的条件，从而保证组织良好的等级社会的代表能够采用与自由社会的代表相同的万民法。在国内情况下各理性派别是个人的代表，但现在它们是各民族的代表。假定“政治的正义”的建构过程不再以各种完备性学说、信仰和道德为基础，那么，万民法也并不依赖特定传统——如西方传统，而是一种自由社会与等级社会之间的“重舼的共识”。
我在此无法详尽的叙述和解释罗尔斯的复杂推论过程，只能简要地分析这个推论过程面临的困难。这就是，如果希望通过“原初状态”设置出万民法的基本原则，并要求各民族社会都接受万民法，那么，它就必须完满地回答下述几个问题：
首先，为甚么万民法的产生需要以按照政治的正义原则建构起来的社会为出发点，而不是以世界的总体状况、从全球的原始状态来出发讨论呢？对此罗尔斯含糊以对，只是说可以尝试不同的方案并加以权衡。但他的基本理由显然是：第一，他对“公平的正义”的讨论是以国内社会为起点的，而民族作为被政府组织起来的法人团体正以某种形式遍布世界。在这个意义上，万民法的所有原则和标准应该能够为那些对公共舆论有所反省的民族及其政府接受。第二，罗尔斯显然还考虑到了社会与文化的差异问题。“对於包容一切的或全球性的原始状态而言，困难在於自由观念的运用更为困难。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被认为是无视人们的社会文化，而把个人当做是自由的、平等的、有理智的和合理的……这会使得万民法的基础过於狭隘。”（罗尔斯，1993）换言之，要想使万民法获得不同社会的广泛认同，就必须建立一种更为普遍的自由理念，它应该在考虑不同社会之间的差别的基础上提出更加公平的原则，但却不包含民主政体的平等主义特征（即政治自由的公平价值、机会的公正和差异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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