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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政治模式，虽然都建立在平等尊重的基础上，却是相互冲突的。一种观点认为，平等尊重的原则要求我们忽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这种见解的核心是，人之所以要求平等尊重是因为我们都是人。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我们应当承认甚至鼓励特殊性。前者指责后者违背了非歧视性原则。后者对前者的指责是，它将人们强行纳入一个对他们来说是虚假的同质性模式之中，从而否认了他们独特的认同。（泰勒，1994）
自由主义把无视差异的普遍主义原则看作是非歧视性的，而差异政治则认为“无视差异”的自由主义本身仅仅是某种特殊的文化的反映，因而它不过是一种冒充普遍主义的特殊主义。
泰勒把魁北克分离主义运动以及本世纪以来汹涌澎湃的民族主义运动部分地解释为承认的匮乏或承认的扭曲。他建议接受这样一种假设，即所有的文化都具有平等的价值。换言之，无论不同的文化存在怎样的差异，我们对任何一种文化的研究都必须以这一假设为逻辑起点，并在实际的研究中适当地调整自己的标准，进而对不同的文化作出判断。泰勒断言：“如果拒绝承认这个假设就是否认平等，如果人们的认同得不到承认会造成严重后果，那么将这个假设作为尊严政治的逻辑延伸而加以普遍化，就是顺理成章的。”（泰勒，1994）
泰勒的这种态度实际上隐含了二重性：一方面，他把差异政治看作是从平等尊严的规范中派生出来的，认为承认的必要性在於能否真正地贯彻平等的原则，这构成了对无视差异的自由主义的批评；另一方面，他把不同文化具有平等价值作为一个假设或逻辑起点，而不是实质性的判断，实际上是强调承认的政治必须是在公共交往的前提下进行的。没有这一交往的前提而对不同的文化作出实质性的价值判断只能导致屈尊俯就，而屈尊俯就本身是和现代尊严政治的基本原则相冲突的。他的预设方式显然是说：达成实质性的判断的先决条件是人们完全没有拘束的相互交流。换言之，泰勒试图在无视差异的同质性要求和差异政治之间建立一种平衡，寻找第三条道路。这种基本姿态使他处於左右夹攻的境地，就丝毫不奇怪了。
泰勒的观点在自由主义内部引起的重视源自他的特殊方式：他不是如许多社会科学家那样对当代问题作实用的处理，而是如哈贝马斯所说的那样试图揭示当今重大政治问题的哲学价值。但是，如果认为泰勒问题的重要性仅仅来自其原理性那就错了，促使哈贝马斯等重要理论家作出回应的动力显然还来自当代德国和欧洲的移民浪潮、排外主义、民族认同以及欧洲国家的避难政策等等现实问题：在冷战结束以后，西欧各国力图阻止来自第三世界的移民的（个人与集体的）共同努力。哈贝马斯敏锐地指出：移民改变了民众在伦理文化方面的结构，因而移民潮激发起来的是一个民族在伦理—政治方面的自我理解。
於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政治共同体的法律对於移民的要求有没有限制，以便保持其政治—文化生活方式的完整性？在完全自律的整个国家制度都打上伦理烙印的前提下，自决权是否包括一个民族坚持自我认同的权利，更何况是在面对有可能改变其历史上形成的政治—文化生活方式的移民潮的情况下？”（哈贝马斯，1994）1993年德国联邦政府与社会民主党之间就避难问题达成协议，主要部分是把避难权问题仅仅限於政治避难，目的是“推卸掉欧洲对世界上贫困地区的难民所应承担的道德义务”。这项避难政策的理由是德国不是移民国家。哈贝马斯指出：这一理由不仅不符合德国的移民现实，而且也包含了德国特殊的民族意识；这种按照文化和语言进行自我理解的“特殊意识”正是战后德国人力图摆脱的。他问道：统一后的联邦德国是否会沿著民主政治的道路继续向前，或者说，昔日的“特殊意识”是否会改头换面一番之后又死灰复燃？
哈贝马斯回答的问题与泰勒完全一致，但他的结论与泰勒相反。他认为，泰勒仅仅从个人的平等权利的法律保障角度理解权利自由主义，从而没有完整地理解自主性概念（the concept of autonomy）。“这种观点没有考虑到，只有当法律的受众把他们自己看作是法律的制订者，而根据法律，他们又是私法主体的时候，他们才能够获得自主性（康德意义上的）。”（哈贝马斯，1994）换句话说，泰勒在批评权利自由主义忽略集体目标时，没有充分注意到私人自主性与公共自主性之间存在著内在的、理论上是必要的联系。只有当他们充分地理解合法的旨趣和标准，并在一系列具体问题上达成共识的时候，亦即当他们作为公民实践其自主性的时候，我们才能说私人的法律主体享有平等的个人自由。非常明显，哈贝马斯对个人主体与集体权利之间的关系的理解，是建立在他的交往行为（communicative action）或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概念之上的。在他看来，现代法律保障的虽然是永远处於个体状态的法律主体的完整性，但这种个体的完整性取决於相互承认关系的完整结构，亦即权利理论保障的是获得国家认可的主体间的承认关系。“我们只有同时赋予主体法人一种主体间的认同，才能避免（泰勒）这种或然性解释所造成的盲目性。个人，包括法人，只有经过社会化，才能充分地个体化。由此可见，一种得到正确领会的权利理论所要求的承认政治应当维护个体在建构其认同的生活语境中的完整性。这点无须任何对立模式来从另一种规范角度对个体主义类型的法律体系加以修正，只要坚定不疑地把法律体系付诸实现。”（哈贝马斯，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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