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商业受贿罪的主体。商业受贿罪的主体问题比较复杂。在普通受贿罪中，其主体为特殊主体，必须是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而商业受贿罪与渎职受贿罪是不同的，前者破坏的是商品的流通秩序，后者侵害的是国家机关正常的管理活动。所以，不能照搬渎职受贿罪关于主体的规定。
《反不正当竞争法》中，规定受贿者是接受行贿者的财物或其他利益的“对方单位或个人”，除此之外，没有进一步作出规定。但根据商业贿赂本身的特点，即这种行为必须是发生于商品购销领域，则“对方单位或个人”必然是商品交易的对方单位或个人。
在商业受贿罪中，所惩治的受贿主体主要是企业法人或其他组织中的推销人员、采购人员或业务人员。各国关于商业受贿主体的规定大多如此，这是与普通受贿罪显著的区别。例如通常关于贿赂的定义是：暗地里支付给他人商行的“代理人或雇员”，以引诱他们在雇佣过程中作出有利于行贿者的举动。美国对商业受贿的主体限定为“雇员、代理人或受委托人”。德国规定为“工业企业的职员或受任人”，等等。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这些人员在商品交易业务中有决定权，他们直接参与商品购销，对于是否订立购销合同，与何方经营者订合同，购买哪个经营者的商品等等有选择和决定的权力，也就理所当然成为贿赂的主要目标。当其收受贿赂归私人所有，中饱私囊，则他们个体即构成受贿罪；当接受帐外暗中给付的回扣归单位所有，以单位名义收受，纳入单位“小金库”时，单位成为受贿罪主体。
这里经常遇到的一种情况是，如果收受贿赂的是国有企业或其工作人员，那么此种犯罪行为应定商业受贿罪还是普遍受贿罪？他们既符合渎职罪中受贿罪的特殊身份，又具备商业受贿罪的主体要件。我们认为，对于这种情况，应当定性为商业受贿罪。这是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必然要求。市场经济的基本特点是市场主体地位平等，能够在同等条件下公平竞争，无论是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还是“三资”企业、独资企业等等，它们在商品购销中的地位都是平等的，不能因为所有制形式的不同而受到差别待遇。那么，这些单位或个人在商品买卖过程中发生同一性质的贿赂犯罪，当然也应当都以商业贿赂罪论。否则，就会出现同一行为不同定罪的问题，不利于对这种犯罪行为进行统一管制。另外，国有企业或者工作人员的商业受贿行为所侵犯的客体并非是国家的职能管理活动。因为随着我国产权制度的改革和现代企业制度的确立，国有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国家只是作为国有企业最大的控股者，拥有对企业的所有权，而不再以国家的身份经营企业。而作为商业受贿本身是受贿单位或个人滥用经营权的一种表现，其结果是使得本单位的经营可能偏离市场竞争的基本准则，偏离价值规律，从而损害其他经营者、同行业者和消费者利益，并不构成对国有企业所有权的直接危害。从这一方面看，将国有企业或其职员在商品购销中的受贿行为引入渎职犯罪也是不合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