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革命与革命的法律——论西方法制史的两个对立观点（代序）
陈方正
【全文】
在７０和８０年代之交，相继有两本法律史著作出版：泰格和利维的《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１９７７），以及伯尔曼的《法律与革命》（１９８３，中译本已由北京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在１９９３年出版）。这两本著作都是以西欧法律系统之形成为主题；都是大量文献实证研究的结果；甚至，它们所追溯的西欧法系渊源与及所列举的一些关键事件也大致相符。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这两本著作所反映的观念，和所得到的结论却又可以如是之不同，乃至于截然相反。
《法律与革命》是一本六百多页的巨著，书题中所谓“革命”是指１１世纪末期由教皇格列高里七世对神圣罗马皇帝亨利四世所发动的授职权之争（Investi- ture Content），以及由此引发的全面政教冲突。此书的中心论旨（其实更是伯尔曼的划时代创见）是整个西方文化的形成，就是由这一争端所触发。在法律上，这争端导致对立双方对法理学的狂热研究，以及对古代法典的大肆搜索。
１０８０年左右古罗马《查士丁尼法典》全书的重现，以及１０８７年伊内留斯（Irnerius ）在意大利波隆那创办欧洲第一所法学院，从而推动整个西欧的法律教育和法学研究，产生伯尔曼所谓第一种现代科学的雏形（即法理学，特别是教会法理学），就是其最直接的结果。在政治上，这争端将教皇权威推到一个足以与神圣罗马皇帝以及各国君主相抗衡，甚至往往凌驾后者之上的地位。这神权与俗世权力的分立与不断斗争，导致激烈的政治辩论与动员，从而又推动政治蜕变，产生伯尔曼视为第一个现代国家的雏形，即教廷。此外，根本改变欧洲面貌与意识的许多重大事件，例如十字军东征、诺曼人征服英国和西西里岛、欧洲的急速都市化、远程贸易的开展等等，也都正是在１１世纪下半期发生，而且可以直接或间接追溯到从教皇里奥九世（１０４９—１０５８）开始的教廷振兴运动，格列高里所发动的革命正是这运动的高潮。
因此，伯尔曼认为，宗教理想是了解西方法学传统的关键；希尔布兰德（Hildebrand，格列高里的原名）革命是１２世纪以后教会法、王室法、商人法、城市法乃至现代较文明的刑法次第发展的原动力。很自然地，他的巨著就分为“教皇革命与教会法”以及“世俗法律体系的形成”这两大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