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和帝国主义
张汝伦
【全文】
哈贝马斯一直自命为关心公共领域的“公共知识分子”，并以此与他德国大学的同事相区别。但与萨特和罗素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不同，他决不涉足街头示威与广场集会，更不会像伯尔那样在铁路上堵截载有核于武器的军车；而是以接受传媒采访，为报章撰文作为他介入公共事务的主要手段。
对于目前的科索沃战争，虽然西方的舆论一致到了惊人的地步，民意调查也显示半数以上的人支持北约发动的这场战争，但给米洛舍维奇的“希特勒第二”的帽子，尺寸终嫌大了些；用最先进、最精确、最有杀伤力的战争手段来维护人权的逻辑也还未臻完善；须进一步加以阐明。尤其是北约“正义之师”轰炸的牺牲者早已不是军事指挥部、地面部队、机场或通讯设施，而是医院、民宅、发电厂和面包房这样的生活设施；牺牲者也早已不止是“执行种族清洗的直接责任人”；也包括老弱妇孺、平民百姓，以及第三国的记者和儿童。现代传播手段每天传来的悲剧场面和令人发指的罪行，时时在刺激着人们的神经和良心。这一切自然需要哈贝马斯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出来排疑解惑，指点迷律。
他也果然不负众望，于最近在德国有影响的《时代》周报发表了题为 ( 兽性与人性》的长篇文章，专门讨论巴尔干战争。文章的标题来自哈贝马斯近年来在政治哲学上的主要批判对象——卡尔·施密特 (Carl Schmitt) 。卡尔·施密特有一个著名的反人道主义的公式，曰：“人性，兽性。”意谓人性就是人的自然性，即其动物性，或者兽性。这其实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发明或骇人听闻的主张。古典自由主义的理论核心，契约论的前提——自然状态，实际上已经蕴含了人性即兽性的意思。而此番哈贝马斯用连词“与”将“人性”和“兽性”隔开，自然表示人性与兽性判然有别。施密特认为，国家间的斗争完全是自然的斗争，将原本中性的国家利益至上原则“道德化”，势必使国家间的自然斗争变成卑劣的“反对邪恶的斗争”。而哈贝马斯却认为人权政治决定了国与国之间斗争的道德性。换言之，与人权政治有关的—切，包括战争，都有道德的性质。
但道德并无强制惩罚的功能，即使为了人权的目的发动战争，也必须有法律的依据。而北约发动的针对南联盟的战争，其道德性难说无可非议，法律上更是毫无根据。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厚颜无耻的政客和嗜血成性的将军们固然无所谓，善良百姓即使接受政府的做法和说法，那些无辜牺牲者的悲惨遭遇，多少会使他们清夜们心，辗转难眠。毕竟，以暴易暴不仅在逻辑上，而且在情理上也很难说得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