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宋江得知何观察奉命来捉晁盖等人，便“舍着条性命”，“担着血海也似于系”去通风报信，完全置个人安危与国家法度于不顾，著者在此处作诗评论道：“保正缘何养贼曹，押司纵贼罪难逃。须知守法清名重，莫谓通情义气高。爵固畏鹯能害爵，猫如伴鼠岂成猫。空持刀笔称文吏，羞说当年汉相萧。”宋江作为精通吏道的小吏，自知“纵贼罪难逃” ,作为曾攻经史的士子，更知“守法清名重”。可是为了晁盖等“心腹兄弟”，宁愿铤而走险，冒死相救，的确体现出一个“义”字，也反映出他“通情义气”高于“守法清名”的思想。
　　
　　统观这两件事，宋江的“孝”和“义”表现得十分到位，然而细品味之，我们会发现这“孝”和“义”是以牺牲“忠”为代价的。也许有人会反对，认为宋江一直是“忠”的 ，但笔者认为“忠”有广、狭二层含义。广义指忠于国家，包括忠于国法（法家）和忠于皇帝（儒家），狭义仅指忠于皇帝（儒家）。宋江肆意玩弄国家王法，规避它，甚至公然践踏它，这怎能说他“忠于国法”？而在朕即国家，皇帝口含天宪、言出法随的封建社会，国法就是皇帝的命令，轻视国法，不遵王命，又怎么算是“忠”？当然，可能宋江并没有意识到这点儿，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他认为“忠”即忠于皇帝本人，忠于“赵官家”，而不是忠于国法，更不是忠于作为国法具体体现的某个地方官员，或许他还认为杀蒙蔽圣听的贪官正是忠于皇帝呢！这也许就是他只反贪官不仅皇帝，一边肆无忌惮地践踏国法、杀官劫财，一边还能理直气壮地标榜自己“义胆包天，忠肝盖地”的原因吧。“忠”的这种含义上的双重性为宋江提供了伦理支持，使他在违反国法时能以忠于皇帝聊作安慰，免除心理上的罪恶感和道德上的可非难性。但是无论如何，他在此阶段的所作所为的确证明了他孝、义高于忠的法律意识，至少是法律潜意识。
　　
　　2．忠、孝高于义阶段（上梁山后至招安前）
　　
　　宋江上梁山后即将父亲接来，表现了其孝，但一旦上了山，落了草，就成了谋反的“反贼”。虽然他自己内心也许并没有反意，但毕竟在形式上是货真价实的“谋危社稷”者了，此时他与朝廷 的冲突变成了直接的、首要的问题。而且从当时社会情况来看，正值宋王朝边患频繁，大敌当前，民族矛盾上升时期，此时若仍与朝廷对抗则“上违天理，下违父教”。儒家道德和法家精神都告诉他此时不仅要忠于皇帝，还必须忠于国法，以致力外敌。所以在法律上为自己以前的行为正名，要求皇帝赦免自己的大罪就成了他日思夜想的大事。因此晁盖一死，他马上改“聚义厅”为“忠义堂”，这一字之改，意义重大，它标志着梁山发展方向的改变，由晁盖的“托胆称王”反抗皇帝，内部造反，到宋江的忠于皇帝，忠于国法，以外御边患。而且，加“忠”字于“义”字之前，意味着对国家之忠高于对兄弟之义，这一点儿在“招安”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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