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中间结论：兼分析物法前置的原因
在这一部分，我将总结人法与物法的顺序与民法典的“精神气质”之间的关联；并尝试提出一些民法典中物法前置的理由。
我认为，民法典的不同编排顺序与立法理念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在近代，民法典常常是作为政治工具制定的，比如法国民法典是未来重建法国大革命后推翻旧政权后的法律秩序，贯彻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奥地利民法典的制定是为了推行女皇玛丽安·特蕊莎（Maria Thereia）的政治及行政改革；德国民法典则旨在实践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部法律的目标；日本民法典则是明治维新的错误，目的在于推进维新变法以及废除领事裁判权。中国清代末年制定民法典的背景，与日本民法典相似，在于变法图强。 在制定时期，民法典可能与某种政治理念联系在一起。但是随着民法典负载的政治任务的完成，在民法典的具体适用过程中，民法典就基本上作为一种处理人与人现实关系的手段了。民法典的编排顺序是无所谓的，因为编排顺序并不能影响司法结果，它只是一种逻辑和体系的需要而已。民法典调整的关系虽然只有两大类，看起来很简单，但是这两大类关系中的具体法律关系是非常繁杂、琐碎的，把它们按照一定的逻辑编排在一起，在体系上能够自圆其说的话，都不失为一部谨严的民法典。况且，一部民法典是否先进，主要不是看它各编的编排顺序，甚至也不是它的逻辑，而主要是它的内容，真正体现民法典的理念的也是民法典的具体内容，比如它体现的私法自治程度和范围，它对瑕疵法律行为的宽容程度，物权法定原则是刚性的还是柔性的，它对离婚理由的规定等等。
但是如果将民法典作为社会改革目标的工具之一，民法典的体系编排的前后顺序好像是在突出放在前面的东西。就像徐先生所举的
宪法章节的例子一样。我国宪法将“公民的权利义务”放在“国家机构”前面，是为了突出公民的权利义务。但是，如果国家机构的权力没有界定，公民的权利义务，即使置于篇首，也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而已，因此，以编排顺序确定一部法律的精神是危险的，就像我们不能以为有了
宪法就有宪政一样。 “超前”的和“理想”的民法典针对的应该是民法典的内容，而不仅仅是体例的编排。如果我们的民法典在体例上与以往的任何民法典都不一样，而且体例上的确有突破现有民法典的地方，但是内容上鲜有突破的话，这样的民法典很难说是超前的和理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