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我要讨论的是：财产权和人格权哪一个更重要？换句话说，德国民法典的这种体例编排是否它突出了人的财产权，而遮蔽了人真正作为人的属性，按照海德格尔的话说，遮蔽了人的本真性的存在。我认为争议这一问题的意义不大，因为我们无法比较出哪一个权利更为重要一些。离开了人格权，人不能生存，同样，离开了财产权，人也不能生存，可见两者同样属于生存权。这里之所以要讨论这样问题，是因为在民法学界，似乎有这样一种倾向，就是把人的尊严抬到很高的位置，而相对忽视了人的财产权。我并不否认人格权的重要性，但是我认为，在未来的民法典中，更应该强调财产权，而不是人格权。在我国的
宪法中，人格权已经相对完善的规定了，当然这不是说民法典就不应该再规定人格权，我只是说民法典的重点是要放在保护个人的财产权上来。这是由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但愿我说的“国情”并不仅仅是一种使自己的论点获得合法性的理由。
亚里士多德在反柏拉图式的共产主义时，把财产私有归结“人人都爱自己”的人类心理结构，这种结构是恒常的、固定的，其原因在于财产私有会使人感到“人生的快乐”。 在西方，财产权往往与社会契约以及自然法传统联系在一起。在社会契约论的理论框架中，公共权力机构的产生与对财产的保护紧密联系。在洛克那里，财产权的重要性甚至还超过了生命权。休漠列举的三条普遍正义法则都是财产权规范。 法国的《人和公民权利与义务宣言》（1795年）典型地体现了这种财产观：“维护财产权是整个社会秩序的基础。”
对财产权分析，本文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财产权与自由自治的勾连；一是财产权在对抗国家权力方面的功能。
马克思的观点向来被误解为经济决定论，即认为人的主要动机是追求财富。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是人本主义的，它关注的是人在精神上的解放，摆脱经济决定论的枷锁，使人与其伙伴以及自然界的关系处于统一、和谐的关系中。 但是，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要实现人的精神上的解放，必须要经过物质高度发达这一阶段，只有在物质高度发展的情况下，人的全面发展才有可能，虽然这种物质的发达只是人实现目的的手段而已。
实际上，黑格尔就已经承认财产权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人的生理需求了，它还是个人自我确证自己的理性和能力的来源之一：“人唯有在所有权中才是作为理性而存在的。” 施瓦茨认为，在19世纪以前的自由经济时期，财产权被认为是一个人的自由意志的体现，是他的自由的外在领域。 的确，在所有权中，本来就包含了人的自由意志，用
民法通则的术语表达，就是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自由意志。从这个角度看，财产权与人意志自由密切关联。因此在传统民法中，一直有对酗酒人和浪费人的行为能力的特殊规定，其主要原因就在于，这些人没有自由意志，他们不会理性地核算，会导致整个社会资源的浪费。除了静态的所有权以外，动态的债权更是体现个人理性和力量的工具。在人的才智发挥得最为充分的领域中，财产的取得无疑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因此，可以说，财产权本身就是个人人格和理性力量，在财产权中，人们实现了自己自我认同中的很大一部分。进一步看，财产权与我们所说的人格权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大的区别，我认为，财产权/人格权的两分只是一种学术上或者立法上的分类而已，它们的边界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清楚。只是由于语词构建事实的力量， 我们往往这样认为而已。所以，在洛克那里，财产权和人格权（生命权和自由权）有时又统一被称为“所有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