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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权是目的，债权是手段；物权（主要指所有权）无期限，债权有期限；债权之消灭通常意味着作为手段之债的关系，其使命已完成，通过手段所欲达成之目的实现，故对于债的关系来说，事属正常。第四、五章，规定债权让与(Übertragung der Forderung)、债务承担(Schuld-
übernahme)，乃债之两端在不同主体间发生位移，而不变其同一性。此乃债发生后，相对消灭的情形，同时构成债的关系绝对消灭之例外。前三章处理的主题皆可能在此处产生影响。单一主体间内容单纯之债从生到灭的规则确立之后，再于第六章规定多数债务人和多数债权人(Mehrheit von Schuldern und Gläubigern)。尤其是连带债务，乃多数债务人对债权人所生多数之债，唯目的相同耳，故决非主体之单复，实质上是债之关系的单复。包举前五章的主题于这些复数的债的关系中都可能发生，而此处多数债务人间的关系则是前述五章主题中所难以包括的。果然是善于思辩的民族之精神产品！
钱钟书先生《管锥编》起篇“论易之三名”，其中写道：“《易纬乾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也，变易也，不易也。’郑玄依此义作《易赞》及《易论》云：‘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 张五常先生亦谓：“刻意去创新是犯了学术上的大忌”，“理论不是真实世界的影照，而是真实世界的阐释。成功阐释所用的理论永远都是那么浅。浅得有点难以置信”。 这些标准同样适用于法学。德国民法典的编制法以简单划一的“法律关系”入手，纲举目张。法律关系是现实生活关系的法律化，遂不得不因应而且超越现实生活关系，因此变化出债、物、亲属、继承的法律关系。不论社会如何发展，生活关系如何复杂，一入于法律之畛域，法律对其调整或保护，则非经由“法律关系”--权利义务关系--，不克济事。法律关系之于民法，犹如十二音阶之于音乐，基因之于生物，元素之于物质，万变不离其宗。 借用朱子论理一分殊的话来说，法律关系(权利义务)“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则随处可见，不可谓月已分也”。 故法律关系的确是民法调整现实生活关系的必由之路，不易之道。
然则此道缘何得以维持？有谓：“民法的法典化，从罗马帝国的国法大全开始，就显示了惊人的超越体制特质……韦伯有关现代法律趋于形式理性的论述，或许可以提供一个非常概括的解释--正是民法这样高度精粹、技术性的语言，才有可能抽离于各种社会的生活条件和世界观，放之四海而皆准”。 由此，我们不能不赞叹德国民法概念之准确。我们不能不赞叹其结构之严密，如常山之蛇，击其首则尾应，击其尾则首应，击其中节则首尾皆应，直可谓文若连环，义如钩锁。我们也不能不赞叹德国人方法之高妙：以简驭繁，以不变应万变。呜呼，“易”之三义，岂国人独得其密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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