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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无论是清末变法经由日本之影响而继受德国法，还是新中国建立后经由前苏俄而借鉴德国法的概念、规则和理论；无论从目前中国台湾地区的民法来看，还是从澳门民法典来看，近代以来所建立的新、旧传统都使我国民法和德国民法产生了密不可分的亲缘关系。由此看来，梁慧星先生主张以德国民法五编制为基础确实是渊源有自。更何况，随着港、澳的回归，中国国家统一、领土完整的大业必将实现，到那时一国家四法域的状况将摆在国人面前。我们“接受历史的安排，不等于满足于历史的安排”，我们目前要制订的民法典，相对于将来统合四法域民商事立法的“统一的中国民法典”而言，只能是过渡性的。 对于“统一的中国民法典”，我们决不是无所作为的，任何一位有远见的学者都会明白，梁先生主张的以德国民法五编制为基础来编纂这部“过渡性”的民法典，在某种意义上恐怕是唯一合理的选择。
中德民法的亲缘关系，或许出于上帝的机巧，或许出于历史的偶合。但是，从BGB的特点来看，与继受法国民法相比，中国选择继受德国民法至少不是一桩更不幸的姻缘。BGB的编制法的特点前已述及，兹更详论之。
第一，以法律关系作为叙述和系统编排法律的标准。民法学说和著述都合理地将法律关系作为法律理论的对象，同样，Savigny蓝本或BGB把它用作编排法典的系统也是可接受的。 因为人是社会中人的，每个人不过是社会之网的一个结点。法律旨在规范错综复杂的活动和利益冲突，为此定出的规范将一方利益凌驾于另一方利益之上。通过这种规范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法律关系这一概念的确能适当透视法律所规范的社会现实。法律关系这个概念既清晰又严谨，以之为标准编制法典，自然也有助于法典的清晰严谨。 总则实际上是法律关系之共相，分则是法律关系之具相。
第二，设总则编。《拿破仑法典》把人法、物法截然划分开，并把两部分凑合在一起。而BGB总则编的意义在于把人法和物法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有机的总体，而为人法和物法建立一些共同的原则，使整个民法成为一个有机体，而不象《拿破仑法典》只是一个机械的结合。为此BGB采用提取“公因式”的抽象法，舍弃具相，抽出共相。首先，人法主体和物法主体都一样，故由自然人、法人而抽象出人（民事法律关系之主体）。其次，两者都有共同的权利客体，故规定了共同的物（在债法中其直接客体为给付，间接客体大部分为物）。再次，人法中的结婚、离婚、收养、遗嘱，物法中的债权契约、物权合意，据此又抽象出法律行为。如此一来，就可以将共通性的东西置于总则中，力避重复，以求简约。 总则编之设，为法制史上大胆之创作。 当然，因此也使初学者非往来穿梭于总、分则之间，不能对现实问题找出系统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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