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个简短的小结　
　　新教的扩散，除上面所提到的原因之外，必然还存在其他的多方面因素。比如新教地区浓烈的日耳曼风尚。在新教教义被接受的地区，德国、法国北部、波希米亚、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英国……，都是日耳曼传统保留成分比较大的地区，而天主教地区，意大利、法国南部、西班牙、葡萄牙、……多属于日耳曼的影响比较小，而罗马统治的影响比较大的地区。所以，对于新教的教义和日耳曼传统之间的某种关联，或许也是解释新教伦理的一个重要着眼点。甚至不妨更大胆一点的猜测，或许新教伦理的主要精神，竟是从日耳曼传统中而来，而由威克利夫、胡斯、路德以“六经注我”的姿态，从《圣经》中摘引相关章节进行再阐释亦未可知。这当然仅仅只是一种猜测，但是如果我们熟知日耳曼传统在欧洲的分布，那么认为这种新教－日耳曼传统的对应关系，纯粹出于巧合，是难以让人相信的。　
　　更为重要的一点：许多观念是人们原已有之的，他们只是借新教运动使原来自己在茶余饭后的牢骚发出为广众之中的呼喊。而许多不同的阶层则在各自不同的利益驱使下，怀着功利的心态走向同一条道路。　　
　　推翻罗马教廷的宗教统治，是新教伦理的“除旧”的意义，新教伦理的“布新”，则通过“自我实现”体现出来——在这个意义上，新教伦理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重大贡献，正在于它为人们提供了更加宽广的自我实现的途径。给人们追求财富的行为赋予一种伦理上的肯定——从而使他们获得原本必须通过攀爬社会等级阶梯才能达到的社会地位。在新教伦理出现之前，人们赚钱只是获得一种手段，它不是目的，更高的目的在最高的社会等级上。在新教伦理出现之后，人们才开始把获利作为人生的最终目的。“这种至善被如此单纯地认为是目的本身，以致从对于个人的幸福或功利的角度来看，它显得是完全先验的和绝对非理性的。人竟被赚钱动机所左右，把获利作为人生的最终目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一章）。这一重大的转折，使资本主义的发展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变革——从此资本主义有了自己独立的精神支柱。韦伯所说的：“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首先并不是用于资本主义活动的资本额的来源问题，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问题。”（出处同上），真是再正确不过。　　
　　现在我们可以明了，资本主义精神——即以获利为最高目的的精神，在韦伯的笔下并非产生资本主义的原因，而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的结果。资本主义的不断扩展使它面临一种强大的内部需要压力——必须冲破原有的封建制度下狭窄的、僵化的自我实现的阶梯式途径，而获得一种新的“自我实现”方式，从而为资本主义的持续的财富积累提供伦理－心理上的支持。新教伦理的出现使资本主义第一次获得了自己独立的精神性格内核，从此以后资本主义不再依附于封建的欧洲传统和教廷桎梏，这标志着资本主义在精神上的“成人”。这种精神的出现，意味着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转变的一个最重大的转折：从此以后，不再有任何精神上的束缚施之于资本主义。在我看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韦伯把这种精神命名为“资本主义精神”。而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真正地理解韦伯和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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