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早期著述特别关注的是法的形式(“实证性”)与法的内容，法的“本质”与法的“实存”之关系(《自然法与历史性》，1957年)。基于本质与实存之间的“本体论差别”，法律秩序的层次结构模式被建立，因此，(自然法的)一般法律原则，与实证的法律规范，进而与是自然法及法实证主义具体化的法律判决，在此模式中，有了联系的根据，只有处在这两个模式之间(或超越两个模式)的立场才是恰当的。法是“实然与应然的适应”。之后，考夫曼卓有成效地将这一思想应用于法官获得法律的过程中(《类比与事情的本质》，1965年，1982年第2版)。通过法律发现的创造性活动，实然与应然获得适应，这是指“生活事实行为与规范的适应”。在《对法律逻辑与关联的本体论的前思》(1986年)中，考夫曼对这一模式作了法律理论上的详释。
　　
　　假如人们在此一意义上把正确性理解成恰当的适应，那么，便不可避免地提出了“正确的”关联之尺度和标准的问题。在关于法律发现问题的类比一文中，考夫曼将之指向“事情的本质”。但是，之于他，法的基本关联是个人。法只有借此才能合法化：“法提供给每一个体作为个人的权利”。
　　
　　考夫曼自己意识到，这些是有必要加以证明的非常一般的标准。告别本体论和自然法，是以放弃预设的正确标准的确定性(想象的)为代价。正确的法的标准，是否仅仅依据形式的、程序的规则，这一问题一直为考夫曼所关注（《正义的程序理论》，1989年；《后现代法哲学》，1992年第2版；《法哲学》，1992年）。其结论是消极的：类似道德性，考夫曼评价道：理想对话情势模式虽然消除了(假设上的)以程序为条件的沟通失真，但不能保证“更好的论证”的取胜。尤其是，“更好的”论证不能定义程序的标准。论证的质量必须依据实体的而不是形式的标准来确定。
　　
　　
　　
　　阿图尔·考夫曼的法哲学极为关心的事情是，限制极权国家（“非公正国家”）中或非正义国家中具体法律创制活动的法律权力。因此，考夫曼在许多论著中所研讨的抵抗权，不仅被视作道德的而更被视作合法律的问题。这一不仅对应道德的应然，也相应于合法律的应然的问题，无疑适用于非公正国家中的抵抗。考夫曼明确地反对这样一种主张：例如，它把参加1944年7月20日抵抗行动证明为道德上的典范行为，但同时又将之指证为犯罪。
　　
　　但这不仅是去肯定反对非公正国家的行为者的合道德性，同时也是在法律上认为他们合法。对法与道德的关系的特殊领悟，支撑着同时也在法律上合法的抵抗权之设想。这样，法与道德既不是完全分离也不是全部重合的规范秩序。毋宁是，在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正反相对的关系。因而，必须尽可能避免这两种规范体系之间的价值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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