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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唐律篇目体例排列的逻辑次序，结构严，谨一环扣一环，反映了唐代立汉技术已达到相当成熟阶段。
第二个特点：礼刑并用，道德规范溶于法律规范。礼法结合，德刑并用，肇始于汉代武帝时期，以后历经魏晋南北朝，在立汉上提出“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礼法进一步结合。于唐代，礼的基本精神，成为立汉的理论基础。唐律《名例律·疏》云：“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皆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说明德礼与刑罚作为统治手段，相辅相成，二者不能分离的关系。唐统治者借助《疏议》，把德、礼都赋予法的内容。例如为解释“谋反”引《公举传》云：“君亲无将，将而必诛。”以此论证谋反罪必须在“将”行未行时，即严加镇压。因为按照德礼的要求，“惟子惟臣，惟忠惟孝。”在封建社会，忠孝是最重要的道德标准。忠君、孝亲，是维护封建统治的最高准则，把它赋予法律的内容，违犯这最高准则，便构成严重的犯罪，处以相应的刑罚。这种精神几乎贯穿于唐律的第一条文。
但是，也应该看到，“孝”作为道德规范赋，对加强家庭的凝聚力是起着积极作用的。例如《户婚 律》在家庭关系方面有父母、祖父母在，子孙不得“别籍异财”的规定。所谓另籍，就是子孙与父母、祖父母分家单独另立门户；异财，是分异家中原有的财产。这个规定，结合《斗讼律》“子孙违犯教令”条有子孙“供养有阙者，徒二年”的规定，可以看出，上述规定是防止子孙对父母、祖父母不尽孝道的措施之一。因为家庭中老人需要照料赡养，如果子孙另立门户，又把财产分掉，就不便照料和赡养老人，显然难以尽孝。当然，“孝”是有其特定的时代和社会的烙印的。但是，无论如何，自古以来，在家庭中提倡对父母、祖父母尽孝，使之老有所养，应该说这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作为法律文化，应该属于传统的优良法律文化之一。
此外，唐律把道德规定赋予法律内容，也加强了它的社会效应，试举一例，《条》“见起火不告救”条规定，如果有人看到某处起火，不呼救或不亲自去救火，要负法律责任，判处徒刑一年。这个事例，如果单纯从法律角度看，起火的原因与看见起火的人的行为，并无因果关系，可以不负刑事责任。然而，唐律却规定看见起火的人，应该呼救或自己亲自救火，否则要判处徒刑一年。唐律作如此规定，无疑是为了防止火灾的蔓延，给社会和个人造成更大的损失，以加强人们的社会责任感，达到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所以过去有的学者说：唐律是以社会本位为原则，从这些规定来看，是有他一定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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