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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代表认为，行政强制与信息公开可以从框架中删除，因为它们是特别程序，规定得细会显得头重脚轻，规定得粗又不能起作用。
（三）行政行为的效力
有代表认为，此章从逻辑上讲应包含于“一般规定”之内。课题小组代表提出，之所以有此单章规定，是因为“行政行为的效力”极具重要性，而且“一般规定”与“行政行为的效力”的条文都比较多，如果采取合并的设置，几乎要占到整部法的一半，与其它部分的比例不协调。
另有代表提出，此章宜补入“行政行为的撤销”一节。也有代表建议，此章应加上“行政行为的补正、追认与转换”内容。
还有代表提出，这里的行政行为效力其实只是针对具体行政行为而言，因而不具有普适性。不如设“行政行为”一章，将“效力”作为一节纳入。
个别代表提出，“一般规定”与“行政行为的效力”这两章宜作换位处理。
（四）行政行为的分类
有代表认为，行政行为分类宜粗不宜细，考虑到程序实践的迅速发展态势，行政程序法不妨采用抽象与具体的两分法。有代表持赞成意见，进一步建议将具体行政行为分为“不利处分的程序”与“授益处分的程序”，而行政合同、行政指导仍不妨专章规定。又有代表认为，具体行政行为可以通俗地分为“依申请的行政行为”与“依职权的行政行为”。个别代表提出，传统的行政行为分类在定界上很为难，不如另辟蹊径，按行为所处的阶段，将行政行为分为意思行为与物理行为，其中前者停留在决议阶段，后者已进入实施阶段。上海人大法工委的代表持不同意见，针对程序实践中花样百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建议立法细分行政行为。
有代表认为，“行政决定”与“行政规范”有交叉关系，二者不宜并列。有代表持相反意见，认为“行政决定”概念的提出是值得称道的，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奖励与行政命令等传统分类都是行政决定的不同外壳。
有代表提出，“行政计划”在德、日行政程序立法中包括“行政规划”，二者的包含关系使之不宜并列。多数代表认为两者的外延需进一步厘清。
个别代表提出，“行政指导”主要是日本法上的概念，我国可以用“非强制手段”将其纳入。也有代表提出，“行政指导”可以作为中国行政程序法的特色性内容，突出规定。
另有代表提出，“不作为”是行政程序实践中很重要的问题，而本框架中却没有为其设一席之地。建议辟出专章来规定。
（五）法律责任
这是新增的章节，也是课题的难点。有代表提出，鉴于程序实践中出现的“外部责任内部化”这一严重问题，行政程序立法应考虑将执法主体的内部责任与外部监督衔接起来，建立一个内外部法律责任相配套的究责制度。有代表认为，从实体与从程序出发追究行政违法责任，将得到不同的结果。行政程序立法到底采取何种角度，有必要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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